我们往后追溯，20年后的上海，会是什么样的？这是很困难的。奈斯比特先生擅长从普通的报纸、别人看完了就扔的资料中发现未来的十年和二十年。如果我们要求他知道未来30年，就太刻薄了。没有人能预言得那么远。奈斯比特先生和多丽丝常到中国来。他最熟悉的，是北京、天津，他在天津成立了研究所，天津的两个大学和他合作。刚才焦扬女士说，你跟奈斯比特夫妇提个要求，在上海多住几天，研究一下上海。以往邓小平先生每年到冬天就到上海来，日本的记者在日本问我，为什么邓小平先生每年到上海去？我回答，一，冬天北京太冷，上海的气侯他习惯了，他的饮食也习惯，可以使他的健康得到保证，二，上海是研究中国经济最好的地方，他在北京研究中国政治，到上海研究中国经济。所以，每年他到上海来。日本人按照他们的习惯回答，“明白了”。第二天，见了报纸。我这是讲给约翰和多丽丝的。你们很钦佩邓小平，要步着邓小平的脚步研究上海。他们微笑了，就表示同意了。 
        20年后的上海什么样？我们可以有不太离谱的上海梦和中国梦。有些梦，今天看来很离谱，但实际上没有离谱。最生动的例子，就是100年前，上海有一个叫陆士谔的人写了一本小说，《新中国》，他 一百年后会在上海浦东举行世博会，会有跨江的隧道，浦东和浦西一样繁荣，道路宽阔、车马往来不绝，电灯到处点亮。今天我们实现了这位陆先生的梦。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所以，如果没有想象力，就没有好的明天。
        20年后，上海和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相比，也算一个可以并列的城市了。中国的人均GDP应该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中国必然是能为世界做较多的国家之一。这不只是中国，还有印度、巴西，还有南非，也许还有俄罗斯。都是这样的。中国并不想自己一个国家前进，一定要大家一起前进，才能和谐和和平。
        20年后，中国的文化呢？我们大楼、工厂没有落后。我们的文化，怎么样呢？归纳文化问题，很难用数字。但我们也不能不想象一下。中国近几百年以来，英国的里约斯特说，近百年来，中国对世界的科学贡献比较少，今天我们说，我们是文化大国，其实，我们是在分享祖先的光荣。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是愧对祖先的。在1895年以前，日本每年翻译中国书200本。1895年以后日本人每年满意中国的书2本。那就是中国文化没落的象征。
        文化的最主要载体，是图书。我们今天中国图书版权对外贸易存在着严重的逆差。在经济上，如果有20%、30%的逆差就很严重了。但文化版权的贸易，中国是500%的逆差。中国卖一本版权，要买外国5本。这还是平均的说。对欧美，我们买他们100本，他们才买我们一本。这很令我们着急。但也不能简单的说，这是外国文化渗透到中国来了。因为我们翻译的书，特别是欧美的书，大量的是高科技书。不能想象美国人翻一本中国的生物工程，或者美国人翻译一本中国的IT技术。没有的。一定是我们翻译他们的。我们出口的书，一些还是古典的。如《三国演义》。我们的《本草纲目》在亚洲文化圈内，也能出口， 中国的食谱也能出口。外国人学汉语的教材书，出口很多。但小说就较少。所以我们中国接纳世界文化的时候，要想到我们要回馈世界。如果不能回馈，那我们心中就是一种歉疚。
上海人被人公认“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今年又提升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如果这个标准能在上海植根，上海就不再只是一个经济大城市了。我们就能更好的服务全国、贡献世界。
        我们在仔细阅读中国、阅读上海之后，我们要明白，我们处在一个空前的伟大的变革时代，我们自己要敏感。多丽丝说，中国在变化中。而我们，在中国列车上，是逐步加速的，我们自己没有感觉，好象是平常的日子，其实不是。
伟大的变革时代，应当诞生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品，应当描写时代的文化变迁。伟大的作品，应该有横向的向世界传播的力量。伟大的作品，在纵向，能够有遗传的潜质。否则这个作品只印一次，不是最好的作品。
        时代是作家之母。大作家是佳作之母。我们需要能真切体验现实生活的伟大作家，写世界意义的作品的作家，需要保持与世界文化的沟通。刚才约翰•奈斯比特先生阐述了《中国大趋势》的主题，提出了支持中国发展的八大支柱。这些支柱，就在我们身旁存在并且长大。但我们没有把它们归纳出来。这对我们，不就是一种启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