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平/文

    2010年4月，沈阳经济区获批成为新型工业化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至此，从2005年6月21日起，5年之内，中央画了8个圈——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成都、重庆、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深圳和沈阳均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肖金成评述道：中国在西部、中部、东部以及东北地区都有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政策的支持、牵动和示范，这对于共同发展的全国区域发展新格局至关重要。

    从浦东到沈阳的主题演变

    这8个圈画得时间不同，主题也不同。

    先看上海浦东。2005年6月21日，新华社的一则电讯稿这样写道：

    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要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着力改变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要把改革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把解决本 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结合起来,把实现重点突破与整体创新结合起来,把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结合起来,率先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为推动全国改革起示范作用。

    会议认为，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在继续做好有关专项改革试点的同时，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进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提供相关经验，对于实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那时，向中央申请综合配套试点区的不止浦东一家，还有深圳、天津滨海新区等多家竞争者。但结果,浦东最早胜出。当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后悔浦东开发晚 了，但就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来说浦东先走一步。据分析，除了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优势,方案的可操作性也是浦东得以抢先一步的原因。

    浦东新区党校徐全勇副教授认为，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最需要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解决，并向全国示范的就是浦东的“三个着力”。

    第二年的5月26日，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务院发布《国务院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意见称，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建 设，天津滨海新区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加快发展的条件和基础。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利于提升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实施全国区域协调 发展总体战略，有利于探索新时期区域发展的新模式。

    2007年6月，重庆和成都联合获批成立“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12月，位于中部腹地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和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不同的是，成渝和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有着明确的专业性主题和要求。

    2009 年5月，望穿秋水的深圳人终于等来了好消息：国务院批准了《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深圳将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推 进社会领域改革，完善自主创新体制机制，以深港紧密合作为重点，全面创新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体制机制等6个方面突破。

    到了2010年4月，中央又在东北地区落子。沈阳经济区被批准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主题是“新型工业化”，目的在于逐步建立较为成熟的新型工业化市 场经济体系，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相融合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新突破，率先形成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带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至此，全国有8个地区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从这8个试验区可以看出，随着不同时间不同地区，改革开放的侧重点和主题也在转换，很有意思。

    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侧重探索体制和机制改革以及对拉动其他地区发展的效果和方式。

    重庆和成都更注重公共事务的改革，侧重城乡统筹，着力探索“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城乡均衡发展模式。

    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则侧重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

    深圳的试验不仅在经济改革上延续原有经济特区的优势，还着重将社会民生问题的解决置于重要位置。

    沈阳侧重新型工业化，在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相融合等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

    一直跟踪研究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徐全勇副教授认为，分布于我国东中西部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分别探索不同区域的科学发展规律，共同支撑探索我国全面协 调发展的体制机制的改革试点体系已经形成。不同的综改试验区的主题不同，既反映了不同地区改革创新的区域优势不同，探索我国不同地区的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 和特殊要求，同时又共同构成了我国全面协调发展的科学体系。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战略布局

    细看中国的地图，可以发现，由东部沿海到中、西部内陆，5年内，中央初步完成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全面布局。这种布局是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关。

    统计显示，在“十五”末期的我国GDP总量中，东部地区占55.4％，东北地区占8.7％，中部地区占18.8％，西部地区占17.1％。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一直是在不断的调整中。中央先后采取了不同阶段的不同发展战略，60年经济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

    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这一阶段，以平衡工业发展布局，实施“两个必须”的方针为主，即是工业投资和布局重点从沿海向内地转移。

    二是从改革开放后到1995年。这个阶段沿海率先发展推动其他区域发展，因此理论界把它叫做不均衡发展阶段。也就是这一时期实施了80年代深圳等特区战略和 90年代初开发开放浦东战略。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说法，一个国家增长势头旺盛的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常常聚集于某些大城市，这些城市具有人才、资金、 商品、技术和信息的聚散功能和创新功能，成为某些周边地区的“增长极”。自然无论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希望出现这样一个具有强大吸引力、辐射力、竞争力 的经济中心的形成，以带动其周边地区经济发展。这也是当时推出一批经济特区的理论背景。

    不过，从1996年起，北京高层再次调整了战略布局，从1996到2008年，提出和研究完整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1999年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 略，2003年提出了振兴东部老工业基地的战略。2004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写入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这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

    到了21世纪，中国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成型：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鼓励东部率先发展，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格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彭森认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是我国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标志着新世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的启动。经过5年探索，已形成东中西互动、多层次推进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格局。

    从国内到国际的大背景

    综改配套试验区的出现和当年的经济特区的背景并不相同。当年，在特殊情况下，经济特区杀开一条血路，在传统体制的沙漠中开辟了一方绿洲，30年后，绿洲连成 了片。但改革也逐步迈进了“深水区”，各项改革正向更深层次的攻坚阶段挺进。改革已不可能以经济改革为主单兵作战。必须对改革的利益关系、民生基础和政府 结构进行调整。

    从各地发展的情况看，单项式的改革所引发的矛盾已经超越了经济范畴，因此必须考虑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和配套性。从全球化竞争的角度看，各地方不顾资源、环 境和社会等约束，一味追求粗放式经济增长，造成了外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担忧。因此，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置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框架 中，就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任务。

    就中央而言，让地方政府结合具体区域的特点，试验一些具有国家层面意义的重大改革开放措施，探索建设和谐社会、创新区域发展模式，同时希望取得局部的经济、 社会改革发展方面的经验，为全国其他地区起示范带动作用，更重要的把改革风险和试错成本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平稳有序推进改革进程。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对综改试验归纳为三个“性”，即试验内容的“引领性”、重点任务的“攻坚性”、改革成果的“示范性”。

    就“引领性”看，试验区所试点的内容应当代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当是当地乃至全国改革中需要重点解决和探索的问题。

    就“攻坚性”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改革需要“攻坚”。改革开放之初，是以打破旧体制为主，主要解决“效率”问题；而现在的改革以建立和完善新体制为主，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加注重“公平”，主要解决民生诉求、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要转变发展方式，统筹城乡发展。全国改 革试验区的设置，正是为了在统筹城乡、建设“两型社会”、扩大对外开放、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重点任务上先行试点，力求突破，取得经验。

    从“示范性”看，关键在于完善体制机制、具有普遍推广价值，而不是争取优惠政策。改革初期，我们可以通过提供特殊优惠政策，在局部区域推动改革；而改革到了 今天，则必须按照市场经济制度内在的同一性、普遍性、均等性、公平性的要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普惠”政策而非“特惠”政策才符合市场经济 的内在要求，也才具有推广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