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南开大学报》  记者 张 剑

    大学生“村官”政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要求。自2008年选聘首批大学生“村官”以来，天津市累计安排962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其中2008年选聘122名，2009年选聘440名，2010年选聘400名，分布在天津市12个涉农区县。
　　来自我校经济学院学生的一份调查显示，尽管超过八成的大学生“村官”认为，农村较艰苦的环境有助于更理性地面对今后的职业规划，但他们仍对未来出路心存隐忧，担心卸任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南开大学生“村官”调研组，在历时4个月的走访调查后，完成了这份《天津市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效果调查报告》。调查发放575份有效问卷，并选取东丽区、西青区、静海县3个区县约135名“村官”和村“两委”干部进行了座谈，对数十名村民进行了入户访谈。 

　　成果：基层磨练中提升能力

     这项调查是由我校经济系三年级本科生王卓、陈坚、秦碧珺、何楠、张鑫完成的，他们得到了滨海开发研究院周立群教授和刘洪银博士的指导。周立群告诉记者，调查报告已经上报给天津市委并已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人民日报内参和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研究》刊登了这一调查报告。
　　 调查中，尽管72.7%的“村官”认为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联系不甚密切，无法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但81.91%的大学生“村官”都表示，农村较为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有助于自己更加理性地面对日后的职业规划。
　　“在静海县，3名大学生‘村官’投身县办的林下食用菌培育基地，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提高了食用菌的质量、产量和销量；在东丽区，法律专业的大学生‘村官’目前已经成为村里的法律顾问，随时为村民解决生产、劳动纠纷，为村民保障经济权益……”课题组成员王卓如数家珍。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形式新颖的文体活动也多由大学生“村官”带头策划，这些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成了乡村里最为活跃的青年干部。
　　另一项数字证明，在这批大学生“村官”的参与下，村务管理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有了大幅提高。问卷结果显示，93.22%的大学生“村官”承担了大量的会议记录、档案管理等文字性工作。而在此之前，大多数乡村的“两委”会议没有记录，议事内容仅凭与会人员口头叙述和个人记忆，极易造成信息的丢失和遗漏；档案管理也较为随意，欠缺系统的整理和规划。
　　调查显示，98.61%的大学生“村官”认为，两年的农村基层锻炼让自己的素质和能力得到了提高。77.22%的大学生“村官”每周至少进行一次村民走访，对国情、乡情、民情，尤其是农村实际情况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81.91%的大学生“村官”认为，农村复杂而琐碎的基层工作让自己在磨练中提高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题：就业渠道窄出路堪忧

    调查中，课题组成员何楠印象最深的是，大学生“村官”们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并不明晰。“两年任职期满后，到底该做什么，他们比较迷茫”。
　　课题组发现，虽然首批卸任的大学生“村官”就业安置尚可（81%进入行政事业单位，12%留村续聘），但大部分“村官”对自己未来的就业出路心存隐忧，担心卸任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课题组深入访谈中得知，考取公务员是众多“村官”渴望的就业出路，26.99%的受访大学生“村官”表示希望在卸任后成为一名公务员。但仅有13.89%的大学生“村官”真正走上了公务员岗位。数据对比体现出期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
　　课题组成员陈坚指出，从长期来看，公务员、选调生定向招考人数毕竟有限，企事业单位岗位也会日趋饱和，对大学生“村官”的需求将呈萎缩趋势；而随着“村官”政策的持续实施，期满后待分配的大学生“村官”人数必将逐年累加。供求差额使得大学生“村官”的就业安置压力增大。
　　事实上，“村官”政策的又一初衷，是让大学生在农村开展创业，激活农村经济，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然而数据显示，仅有1.22%的“村官”任职期满后选择自主创业。
　　调查中，34.29%的大学生“村官”认为，资金和政策激励缺乏是创业的最大障碍；其次，没有受过专业培训、创业知识缺乏是创业难的第二原因，占到28.27%；还有14.66%的被访者表示，“村官”任期只有两年时间，无法得到村民的信赖和支持。“‘村官’自身融资能力欠缺，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创业的力度又不足，这些都使得‘村官’创业成为无源之水。”课题组成员秦碧珺指出。
　　“经过‘村官’岗位磨砺的大学生素质高、能力强、观念新、头脑活，理应在多元化的社会岗位上大展身手。然而就业出路狭窄，限制了‘村官’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发挥作用。”秦碧珺不无忧虑地指出，“只有完善‘村官’退出机制，从根源上解决出路问题，才能消除‘村官’后顾之忧。”

　　对策：建立“村官”退出机制

    根据调查结果，课题组提出了多项建议——
    他们建议制定“村官后”政策，通过建立“村官”退出机制，帮助大学生“村官”在卸任之后能够实现稳定就业。比如对那些志愿在农村扎根创业的大学生“村官”给予正式编制、在公务员招考中对大学生“村官”增加招考比率、建立托底安置机制等，彻底消除“村官”的后顾之忧。
　　他们建议建立“荣誉村民”制，推动村官续聘，对于工作成绩突出、政治思想进步，得到广大村民认可的优秀“村官”，给予“荣誉村民”称号，使其有资格参加所在村的村委会选举，在缓解“村官后”就业压力的同时将有工作经验的“村官”留下，继续服务新农村建设。
　　他们建议出台创业激励政策，鼓励村官留在农村发展。一是设立“村官”创业基金，二是发放创业优惠贷款，开展小额低息或免息贷款业务，三是开展与当地产业和社会事业发展相对应的创业培训活动。
　　他们建议探索“老带新”和“高校回炉”等培训方式，在新、老村官之间和村官与高校之间建立培训机制。用“老村官”帮带“新村官”，让大学生“村官”短期内脱产参加高校组织的农业、经济、管理、法律等专业的培训班，建立起“村官”与高校之间的再联系。
　　他们建议设置“三级指标”考核体系，由被考核人、村“两委”成员、村民代表、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参与评议，评议人依照“村官”各项职责对其实际工作业绩进行评价，最后将考核结果与个人出路和发展挂钩，给予考核优秀者更多优惠政策和发展机会。
　　他们还建议推广“广义村官”理念，让村官职能从村干部拓展到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所有岗位，不仅选聘大学生担任村主任或村支书助理，还引导他们开办农村培训机构、组建专业经济协会、投身农村基础教育事业等，拓宽村官的角色和职能。
　　“卸任的大学生‘村官’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政府、‘村官’和其他相关群体应当积极实施‘村官后’就业对策，完善‘村官’退出机制，以实现大学生‘村官’政策的预期目标。”课题组成员张鑫充满期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