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内容:12月29日,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刚教授也走进本网演播室与网民分享他对创新型经济的研究成果。刘刚教授认为,中国第二次经济转型是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的转型。而科技型中小企业正是创新型经济的主体。
近两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将推动其发展作为“十二五”期间全市工作的重点。市长黄兴国强调,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扶持力度,使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天津形成“铺天盖地”的发展态势、“顶天立地”的发展实力。人民网天津视窗策划推出“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领军者”系列访谈,大力宣传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经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刘刚教授做客人民网天津视窗(摄影:杨秋煜)
人民网·天津视窗12月29日电:12月29日,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刘刚教授也走进本网演播室与网民分享他对创新型经济的研究成果。刘刚教授认为,中国第二次经济转型是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的转型。而科技型中小企业正是创新型经济的主体。刘刚教授专门进行了多次调研,他总结道,“发展好科技型中小企业,首先要让创业者‘创业容易退出也容易’。其次政府要放松管制、放水养鱼,不要涸泽而渔,也不要拔苗助长。而最重要的是要构建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氛围。”
刘刚教授的新著《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从制造经济到创新经济》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刘刚教授的新著《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从制造经济到创新经济》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本书全面阐述了中国即将展开的第二经济转型的本质特征、基本内涵和内在逻辑。
刘刚教授指出,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的要义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创新发展模式,走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的基本内涵。其中,“官产学研”一体化的新型混合组织和创新型新兴城市是创新经济的策源地,从“要素租金”驱动向“创新租金”驱动、从生产型创业向创新型创业、从生产网络向创新网络、从简单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向构建创新创业环境的转变,是中国第二次经济转型的逻辑主线。
经过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誉为“中国奇迹”。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对“中国奇迹”真实图景及其成因的解读都存在严重的分歧。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当理论界试图对“中国奇迹”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时,却发现对新的发展阶段本质的认识和对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更为迫切。因为,在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需要新的动力、新的机制、新的发展路径和制度框架,需要创造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而照搬过去的经验,可能搬起自己的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中国30年经济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思维或战略,分别被称为“要素租金”模式和“创新租金”模式。一是立足于比较优势,试图依靠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环境资源等要素带来的“要素租金”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二是立足于竞争优势,强调通过专业化分工、知识的创新和积累所创造的“创新租金”实现经济的跨越发展。
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所依赖的驱动因素不同,需要不同的发展机制和路径。例如,在价值创造的源泉上,前者强调知识的利用,后者强调知识的创造及其产业化;在微观基础上,前者依赖的是生产型企业及其生产网络,而后者依赖的则是创新型企业及其创新网络;而在体制和制度变革上,前者强调的是简单管制放松和投资环境的优化,后者强调的则是创新和创业环境的构建。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新的环境条件下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要素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从“要素租金”驱动转变为“创新租金”驱动,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是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
从当前中国的实际出发,“创新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内涵是立足竞争优势,依赖自主创新,通过新知识的创造及其商业化,在掌握和提升传统支柱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启动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把握后金融危机时期新一轮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前沿的主导权。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不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新的动力机制、发展路径和制度框架。
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一样,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复杂系统的长期演化过程。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特征和组织及制度形态上看,两种经济形态都存在着根本性差异。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未来的立足之地不再是生产型企业和生产规模的扩张,而是新知识创造和产业化过程中的创新型企业的涌现和快速成长。
在积极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中,经济活动主体的创造性试错行为,是经济转型的发端。这不仅表现为产品和工艺创新,而且表现为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从创新经济形成的过程看,对新的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试错中的创新行为通过一系列的正反馈,最终表现为创新型创业活动的涌现,并发展为整个经济活动的主导。这不仅取决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作用中创新性竞争行为的涌现,而且取决于政府与其他经济行为主体相互作用中的创新性制度供给。对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及其内在规律的洞察,是制定国家和区域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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