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经济面临的中长期战略性

从中长期来看，日本经济取向会发生较大变化并推出一系列政策课题。例如，如何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如何应对全球化和少子高龄化问题，如何消除财政不平衡问题，如何应对地区之间、收入资产之间和世代之间的不平等问题。

1、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问题

日本经济在1992年至2001年为持续低迷期，此间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9%。2002年至2007年为IT破灭时期，此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8%。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经济增长率转为负的3.2%。表1表示的是不同时期不同项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表1：不同项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注：2008和2009年增长率为负的，贡献率也标为负的。因为库存没有计算在内，所以合计不等于100。（数据来源：内阁府“国民经济计算”）

表1可以看出，民间最终消费、政府最终消费、公共固定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大。预计2010年民间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为51.4%，住房投资为7.6%，企业设备投资为16.2%，政府最终消费为9.5%，公共固定资本形成为-36.2%,净出口为72.4%，该年度增长率将为2.0%。

地震前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为：名义GDP和实际GDP分别增长3%和2%。震后实际GDP增长目标调整为1%～2%。日本拟通过建立强大的经济、财政、保障三大支柱来保证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一是建立经济支柱。将环境能源、医疗保健、亚洲事务、旅游、地区再生、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雇佣人才、金融作为战略重点发展部门，参加美国提出的TPP（战略经济伙伴关系），积极推进分权改革。二是建立财政支柱。通过编制可以实现安定税基增长的预算，制定财政运行战略和新增长战略。三是建立社会保障支柱。确保安定财源，在达到超高龄化顶峰的2025年以前确立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2、提高国际竞争力问题

日本国际竞争力综合排名从2009年的第17位下降到2010年的第27位。其原因之一与日本的税收有关。日本的公司所得税实际税率与美国一样高，接近40%，远高于其他OECD国家（韩国低于25%，德国约30%，法国低于35%）。同时，日本分配结构也出现了异样。2008年与1998年相比，企业和金融机构支付给家庭的劳动者报酬和利息支出分别减少12万亿日元和14万亿日元，意味着企业向海外转移，劳动分配比率下降。企业和政府支付给家庭的补贴和年金等社会保障支出分别增加2万亿日元和14万亿日元，而家庭缴纳的直接税和社会保险金减少1万亿日元。为此，降低企业所得税，提高劳动分配比率，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成为日本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关键。

3、应对少子高龄化问题

日本人口构成已发生变化，少子高龄化急剧推进。2008年，0～14岁人口占比为13.45%，15～64岁为64.45%，65岁以上人口占比增加到22.1%。从国际标准来看，老龄人口比例在14%至21%之间为高龄化社会。日本已进入超高龄化社会。如何应对少子高龄化，是日本面临的一个长期的战略性课题。

4、消除严重的财政不平衡问题

根据日本内阁府“国民经济计算”统计资料，财政基本收支平衡持续赤字。现在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黑字化。日本国家和地方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由1989年的61%提高到2010年的181%，国债余额持续增加。4月27日，美国信用评级公司标准普尔（S＆P）对日本国债的评级展望从原来的“安全”降为“负”。根据4月21日OECD的建议，日本需要制定详细的中期财政健全计划，有必要将消费税率提高到20%，以保证债务余额稳定。但是，在日本由于资产选择的特殊性，国债被安全地消化。

近年日本家庭一直持有约1400万亿日元的金融资产。2010年国债余额约为860万亿日元，国债持有者构成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持有37%，生命保险机构持有17%，日本银行持有7%，海外持有5%，家庭仅持有5%，其他持有29% 。很大比例的国债由银行购买，而银行吸收了大量的居民存款，所以国债可以安全地被消化。

此外，日本持续通货紧缩成为关注的焦点。如何克服通货紧缩，兼顾财政持续性和经济增长？如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如果通过增税筹集资金？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地震发生后，需求和供给都受到损害，GDP缺口今后如何变化，走势变得不透明。根据内阁府估计，名义GDP与实际GDP之间可能发生逆转现象。

二、 与中国及亚洲相互依存的日本

表2可看出，2010年日本对整个亚洲、东亚、东南亚、中国、香港和台湾的出口与去年相比，增长速度在32.25%和43.32%之间，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2.07%。2010年中日两国间的贸易总额为3018.87亿美元，与2009年相比增长30.27%。

亚洲占日本世界出口额的56.12%，其中东亚占53.35%。东南亚占14.66%。中国、香港和台湾分别占19.44%、5.49%和6.81%。亚洲占日本世界进口额的45.29%，其中东亚占42.46%。东南亚占14.55%。中国、香港和台湾分别占22.10%、0.22%和3.33%。中国出口贸易对象国欧洲占22%，美国占18.4%，日本占8.1%，面向亚洲合计占47.3%；进口贸易对象国欧洲占16.1%，美国占7.7%  日本占13%，面向亚洲合计占60%。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增加倍数（2000-2008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亚洲在世界贸易中起着牵引作用。

2010年（2009年）年外国人访日人数的构成中美国占8.45%（10%），韩国占28.33%（23.37%），中国占16.41%（14.82%），香港占5.91%（6.63%），

表2：2010年日本对亚洲和中国的贸易(单位1000美元，%)

资料来源：Trade and Investment Statistics - JETRO

台湾占14.73%（15.08%），亚洲合计占75.81%（70.91%）。2009年日本

人出国人数的构成为：美国本土占18.89%，韩国占19.76%，中国占21.47%，香港占7.80%，台湾占6.48%，面向亚洲合计占62%以上。中国及其他亚洲各国的日本企业也逐渐增加，日本海外投资企业的50%以上在亚洲，日本在亚洲的设备投资额占世界的35%左右。日本与亚洲和中国的人员交流与其海外投资一样处于世界重要地位。

三、   日本振兴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5月21日中日签署了关于加强日本灾后重建合作的共同文件。双方将巩固在全球及地区机制下的合作，维护和发展自由和开放的贸易体制，进一步加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推动两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日本朝日新闻原主编船桥洋一在伦敦金融时报发表题为“东京别无选择，只能依赖中国”的文章。文章说，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的债券摇摇欲坠，现在担心的是这将引发日本国债崩溃。日本政府还面临很多其他挑战，日本人民也存在很多绝望的理由，但危机孕育机会。日本要有能力和意愿与新兴市场特别是与中国之间建立战略经济纽带关系。最近在东京举办的一次晚餐会上，一些企业高层提出，现在是日本与过去决裂、更靠近中国的时候。一个企业高管说，因为供应链被切断，他只有扩大在中国的企业和出口基地。他鼓励他的零部件供应商转移到中国。

船桥洋一还认为，更加稳定和互信的中日关系对日本灾后重建也是非常重要的。日本不稳定和无效率的政治领导风险可能导致将危机转化为机遇的机会被错过。不同于二战后日本依赖美国引擎实现战后恢复与复兴，这次灾后重建必须依靠中国引擎。当然，加深中日间的互信道路并不平坦，两国间新的投资、统合和互信可能引起日本人民反华的反应。企业高层在谈到转移生产和研发到中国时都小心翼翼，不提“C”字母开头的中国。

日本资料来源：

内阁府“国民经济计算”和“县民经济计算”，经济产业省“矿工业生产”，总务省统计局“家庭调查报告”，日本银行“资金循环统计”，日本政府观光局资料，法务省“出入国统计”，经济产业省“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财务省“贸易统计”，日本经济新闻。

邹  洋:  南开大学财政学系 副教授

本间正明：日本近畿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