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

   三、中国经济学的方法

关于中国经济学的方法，目前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是，不下功夫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而只是为了能在国外或国内某个刊物上发文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头研究数学模型，至于这种数学模型用到经济学究竟有什么科学价值和实践价值，似乎并不重要。

这种倾向强调把数学的方法用于经济研究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因为经济学作为科学，许多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应该并且可以用数学的方法进行计量。模型通常是经济变量之间关系在严格假定关系前提下的数学表述，其优长是可以用简明的方式表达复杂经济问题的重要方面，使现实经济问题简单化。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经济学中数学的应用是经济学进步的表现。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也不乏数量分析和把经济现象数学化的例证，例如《资本论》中对于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分析，特别是对于社会两大部类交换关系和社会总产品实现的表述，马克思就运用了数学模型，而这些分析，至今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忽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对于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意义，把数学的分析方法推向极端则是错误的。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就其科学性而言具有与自然科学相通的共性，但就其社会性、历史性而言，又有别于自然科学，当需要透过经济现象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和经济社会运动规律时，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而单凭数学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更何况，经济运动原本就存在许多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是难以用数学方法进行计量的，如果勉强去做，甚至会谬误百出。

对于数学方法运用到经济分析中的这些积极作用和局限性，西方宏观经济学奠基人凯恩斯早就发现并对后人提出警示。凯恩斯认为，数学在检验思路时有用，但他绝不用数学来思考问题。他一直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数学的推理总要依靠某些假定，而社会生活往往没有不变的假定，一切都是自然呈现，因此，凯恩斯坚称，成功的经济学推理的基础是直觉与辩论能力，直觉可以选择出好的理论模式，辩论则可以说服人接受这种理论模式。他从来不认为风险可以被精确计算，不确定性只能用于逻辑推理，不能用数学来描述，任何数学模型都无法容纳不确定性。

研究的方法是由研究的目的和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如前所述，从其根本的宗旨而言，中国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致用科学，从其学科内部分工而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社会科学 ，是一门要出思想出理论的社会科学。这样的一门科学只用数学是不够的，而还必须运用更能揭示经济现象本质联系和经济运行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为后人继承和发展了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经典的论述。马克思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要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P588-599)列宁曾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完整的表述”。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做了经典的论述。他详细引证并肯定了俄国经济学家伊.伊.考夫曼对《资本论》方法的评论之后，指出《资本论》的方法“正是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地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1](P22)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花费几十年的时间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到规律，撰写了不朽的巨著《资本论》，建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伟大厦。《资本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通篇充满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今天，我们创建并不断发展中国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依然是最根本的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贯彻在经济学研究中，可以具体表现为许多的方法，如：矛盾分析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抽象法、人是历史主体的分析方法、以实践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等等。

矛盾分析的方法即将辩证法运用于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辩证法认为，事物内在矛盾的对立统一推动事物的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的。马克思揭示了这一矛盾运动的规律，并把这一矛盾运动规律用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制度发展的根本规律，成为了经济学分析的根本方法。今天我们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进行经济社会改革，也必须运用这种根本方法。

抽象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在经济科学思维中的应用和体现。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1](P8)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抽象法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科学思维过程：一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这是抽象法的基础和前提。科学的抽象是以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为依据的，因而具体存在的事物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经过科学的抽象，对普遍存在的具体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撇开次要的因素，从中找出最基本、最简单的东西，并综合它的各种发展形式及其内在的必然联系，阐明经济范畴，揭示经济规律。就像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时，面对纷繁的各种具体的资本形式和经济现象，首先对商品这一最基本的财富细胞利用抽象力，抽象出商品价值、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具体劳动等最基本的经济范畴。二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也就是依据前一过程的结果，从最简单最基本抽象的范畴开始，循着由简单上升到复杂的思维过程，对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内在联系进行理论阐释，建立逻辑体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作为逻辑起点，以从抽象到具体作为叙述方法的。上述两个过程归结起来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2](P49)“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1](P21-22)经济学运用抽象法，有利于将具体的实践上升为科学理论，又运用科学理论指导丰富的实践，同时有利于透过千差万别的经济现象把握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本质，揭示在经济现象深处的经济运动规律。中国经济学当然应该很好地研究并运用这种方法。

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经济学研究中具体表现的又一重要方法。在经济学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一方面要坚持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应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3](P603)这就是说，历史是逻辑的基础，逻辑则是历史在思维中的再现，因此，逻辑的进程和历史的进程具有内在统一性。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抛开客观存在的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关系而将经济范畴按历史先后顺序简单排列。因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在总的发展趋势上的统一，在某些具体细节上二者又包含差异和对立。历史总是包含有偶然的因素、次要因素以及迂回曲折的细节。逻辑则是通过对历史事实加工改造，抛弃历史细节，抓住主流，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能更深刻地反映历史。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著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如商品，虽然早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商品才发展为社会财富的一般形式或最基本的社会细胞，《资本论》从对资本主义庞大的财富细胞商品开始分析，这在起点上实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地租、利息等则不同，虽然这些范畴也先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出现，但它们体现的经济关系只有对剩余价值的来源阐述清楚才能得到揭示，因此在理论阐述中就不能完全按照地租、利息呈现的历史顺序作安排。《资本论》是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方法的典范，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经济学，深化对中国复杂经济现象的分析，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也需要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

人是历史主体的分析方法即肯定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并运用这种观点进行经济分析的方法。与以往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学分析不同，马克思经济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并指出，这里说的人，是处于一定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从事一定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和科学文化活动的“现实的人”。 社会历史活动是人们最基本的社会活动，社会历史过程是通过社会历史主体活动实现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深深地存在于这些最基础的社会活动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认为，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根本内容，人的发展状态是社会发展状况的的衡量尺度。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马克思甚至预言，到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相一致，从而人类的全部发展成为目的本身，“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13](P107)“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马克思把彻底的唯物主义、科学的经济学分析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高度地统一在一起，为经济学的分析提供了科学的方法。继承并运用这种方法，是中国经济学的重要使命，也是中国经济学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保证。

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即强调实践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并运用这种观点进行经济学分析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一切社会现象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找到最后的根源。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也生产了自己的物质生活；在改变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本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并能够指导实践，能够回答实践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13](P107)经济学理论不但是适应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且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总结经验，要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13](P107)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调查研究要客观、周密和系统，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综合，抓住本质，抓住规律，抓住全局。理论是否正确，在理论的范围内不能解决，“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3](P107)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是发展的。

历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及其具体体现，其目的是学习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的精髓，并用以指导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今天，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现代自然科学大大地发展了。而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数学的方法，包括系统论、博弈论、信息论、控制论等一些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也逐步被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这些方法从根本上说，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具有一致性，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本方法的丰富和发展。如系统论与辩证法中普遍联系的观点，控制论与辩证法中内因外因关系的观点，信息论与辩证法中事物相互联系的观点等都是相通的。现代科学方法还会不断发展，在经济学中还会被广泛地运用，所以中国经济学既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根本方法论，又要充分地吸收和借鉴现代科学的方法，如能做到这样，中国的经济学一定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

（逄锦聚：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