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之后，杨敬年80岁退休，后又接受校方返聘至86岁。由于超龄，他没能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晚辈至今叹息，在博导如过江之鲫的时代，杨敬年居然连博导都不是，按照世俗的标准，他“混得真是不济”。

而他人生的一页才刚刚翻开。2007年之前，他长期住在南开大学北村一处十几平方米的斗室里。室内电脑、电视、电话各一台，一床两桌，几把椅子。书多得侵占了阳台。

在那里，他90岁出版了哲学著作《人性谈》。他对此感到满意，认为到了90岁，才把自己要说的话出版。他还说，按照60岁退休，自己“多工作了三十年”。

毕业于南开的天津市政协原副秘书长卢鹤文退休后有一次参加校友活动，被杨先生问到退休后都干了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没干什么”。而杨敬年立即关切地劝他“要老有所为”。当时，卢鹤文感觉后背跟面部发烧了。“一个90多岁的老人教导一个70多岁的晚辈要老有所为，怎不叫人汗颜？”他后来打听过：杨先生进入古稀之年后，至少发表了十项重要成果。除去译作，他70岁后撰写的论著超过150万字。因为感到专业英语如听天书，杨敬年指导的研究生邹玲曾到杨家诉苦。她惭愧地发现，70多岁的杨先生正在学法语，每周两次课，每天背单词。

1999年的一天，91岁的杨敬年在电话里告诉邹玲，自己刚买了电脑，很快就能给她发电子邮件了。她惊讶得拿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来。此后，她每周一早晨8点会准时收到导师的邮件，从不间断。

杨敬年的计算机老师是那些年轻的学生。他的故交陆续辞世，但社交并未中止。他喜欢与年轻人交朋友，从他们那里“知道一点”新近的风气。有的学生遇上事业瓶颈，找他解惑。甚至恋爱中的女生也带男友请他把关，男方非常紧张——要是杨先生不同意呢？

2001年入学的姚炜因帮杨敬年制作光碟而结下友谊。有一年元旦，在新疆支教的姚炜，接到了新年的第一个问候电话。他不能相信，听筒里传来杨先生的声音：“小姚，最近还在读什么书？”老人连搬家的事情都告诉姚炜。他自称新房有好多书柜，自己的书都能放下了。不久又批评新居为“高干病房”——“很不习惯，设施比较新，用这个那个东西，我都得重新学。”杨敬年觉得，自己与晚辈之间不存在代沟。他解释说，我的日历年龄是百岁，人家看我的生理年龄是70岁，我看我的精神年龄也就30岁吧。

在姚炜看来，杨先生的灵魂一定“没有皱纹”。就像年轻人那样，他会迷上一部青春剧，匆匆忙忙扒几口饭，守在电视机前。“我现在还能上瘾，所以我说我还年轻。”

眼疾被杨敬年视为“最后的考验”。几年前，眼睛患上黄斑性病变，他基本停止了写作，阅读也大为减少。白天他听音乐，看电视剧。影像看不清，就听情节。

他打算修订《人性谈》，但已无法独立写作。不过他不担心。他指着腹部说，稿子都在里面，可以口述。“过去没时间，现在有时间了。”他有很多人生计划还在前面。假如眼睛允许，他打算翻译几部政治学著作，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及现代民主政治方面的作品，因为觉得“对于我们中国今后的政治可以起一些作用”。

“你得先读读书，有了思想，然后政治的改革才能推进。”他说。改革开放初期，他接待从台湾回来探望的老同学张源，对方感慨大陆跟台湾相比是“天上地下”，他回答：“我们正在把地下变成天上。”

90多岁的时候，杨敬年曾按照陈立夫《我怎么会活到一百岁》一书养生，打算活到百岁，并对学生说，“行百里者半九十”，自己才走了一半的路。而在百岁生日那天，他对师生宣布：“我还要再活二十年吧！”他谦逊地说，自己要“跟在大家的后面”，不断学习，“争取看到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他也设想过，假如有一天死亡来临，“我觉得我随时可以高高兴兴地走！”

学生孟宪刚写了本解读他的书，赞他为“天地智者”。他嘱咐孟宪刚，我有个自画像，你不要把我写得太好。这个自画像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我觉得我这一生没什么大的成就。不过我尽了力，尽了心。我要做的事、想做的事、能做的事我都做了，所以我就死而无憾了。”他总结说。除了减少了公开露面的次数，在人生的下半场，杨敬年仍是凌晨3点起床，读书到5点，然后花40分钟做一种体操，每个早晨最少要做10次下蹲。读书时先放大复印，再用放大镜。

他对校园里的八卦有所耳闻，听到马英九胜选的消息也不比别人慢。他表示自己应该“紧跟形势”，了解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虽然已经几乎不出门，他每天坚持听完《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再入睡。

“我要知道第二天的天气。”他认真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