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杨敬年先生精确地规划着时间。他在每天凌晨3点投入工作，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虽然走路迟缓，但他身上像揣着一只发条紧绷的钟表。

眼下他计划修订一部著作，腹稿早已打好。他能随口讲出需要新添的篇章，这使他显得不像实际年龄那样年长。他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驾崩那年出生，至2012年已经104周岁了。他的眉毛全白了。可他至今仍过着年轻人的生活。他抢着接听家里的电话，能迅速报出几个熟人的手机号码。如果电灯没有关上，他宁可自己动手也不会去指挥晚辈。总能令访客惊奇的是，多数时候为他们打开家门的是他本人。他还自己洗澡，生活“完全自理”。

谈话时，他思维敏捷，语速飞快，以至于他会提醒需要记录的晚辈：你应该用一个小录音机。他谢绝欣赏老年报章和《夕阳红》等电视栏目。“我觉得同我没有关系”，他说。

杨敬年是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是中国的大学里第一个开出“发展经济学”课程的老师。可如今即使在他任职64年的南开大学，知道这个名字的学生也并不多。他已极少露面，除了每个月去一次理发店。他在86岁那年正式告别讲台。不过最近两年才结束授课——那是多年前的一个经济学研究生，每周在固定的时间打来越洋电话，听他讲一个钟头的冯友兰的哲学。百岁之年，杨敬年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学生们送他一块匾额：“生命从百岁开始。”

他晚年的得意之作不止于此。93岁时，他翻译的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十多年间，这个译本重印了十几次，发行逾10万册，成为罕见的畅销书。出版社约他译《国富论》时，他认为此书对于传播经济学知识意义重大，亚当·斯密是个“高耸入云的人物”，又自认“余勇可贾”，就答应下来。而学生们对此不敢相信。更让他们吃惊的是，他每天工作8小时，用11个月就完成了74万字的书稿，此后又陆续补充了6万字的索引，字字句句都是手书。

杨敬年这样争分夺秒，是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等到1979年获得平反，他已71岁。这原本是他打算大展拳脚的时候。他是中国经济学的一部“活历史”，在他考入南开经济研究所时，国内只有这一家招收经济学研究生，民国四大经济学家有两位是他的老师。1949年前夕，他又从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到南开创办财政系。

他很快遇上了“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牛津博士学位一钱不值，坐了经济系资料室的冷板凳。在同一个校园，与他同病相怜的包括诗人穆旦。他当时觉得是“晴天霹雳”。后来，他用毛泽东的话平衡心态。毛泽东说“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我对待慢性病的方法”，杨敬年借此安慰自己“就当是害了一场大慢性病”，甚至自认为算是幸运者，留在资料室仍能做一些学术工作。

做不了教师，他成了翻译家，译了多部国外经济学著作和200多万字的联合国文件。作品大都以集体的名义面世，或者使用笔名。第一本译著《英国议会》用的是笔名“蓬勃”，直至最后一本《银行家》，落款才是“杨敬年”。但杨敬年不在乎。“只要能够工作。”他说。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杨敬年在地震棚里翻译《垄断资本》，晚上搬到露天，借星月之辉照明。有朋友不能理解：“你的命还不知道在哪里，你还在搞翻译？”在百岁自传里，杨敬年以平缓的口吻叙述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却“找不到表达怨恨愤懑的只言片语”。

“文化大革命”中，杨敬年的朋友“十个有九个”揭发过他，所谓问题都是编造的。而他从未捏造事实陷害别人。后来得知谁曾揭露过自己，他也不生气，只是感慨“人性里有劣根的东西”。

总有学生为他鸣不平，认为他牛津毕业后，要是按照预定计划去美国，人生不至于被耽误。他那些离开大陆的同学后来成了“副主席”、“立委”、“部长”或“大使”。而这位在牛津研究政治学、历经改朝换代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矜持的绅士”说，个人的浮沉荣辱，实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何况，运动是不能持久的。

在南开大学右派改正后的座谈会上，他发言指出，这场运动中，国家的损失比个人的损失大，无形的损失比有形的损失大，长远的损失比暂时的损失大。

在此期间，他受到的打击还包括，从1974年开始，妻子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24年。他们的儿子也在1976年因病去世。“这些东西就是所谓命，不是宿命论的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杨敬年说，“我的办法就是‘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