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4日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5. 旗帜泰达与同时期的天津失落

　　1984年，经历了8年震后沉沦的天津，终于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天津成为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泰达）成为中国首批国家级开发区天津的沿海优势得以再次发挥作用。

　　此前的1979年春天，邓小平做出了在南部沿海建立改革开放特区的重大决策。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以深圳为龙头的珠三角地区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极。

　　1984年1月4日至2月17日，邓小平考察深圳、珠海、厦门3个经济特区，回京后即提出“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施特区的某些政策”。

　　由是，中国诞生了第一批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名列其中。

　　当时，天津开发区真正实现“三通一平”的土地不过2平方公里，签约企业也仅有41家，投资总额不足8000万美元，投产企业仅2家，年产值区区3872万元。

　　但当两年之后的1986年8月19日至21日，邓小平在视察天津开发区时，深受鼓舞的老人欣然挥毫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这几乎成为中国开发区发展模式的“圣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开发区的发展）并鼓励天津：“你们在港口和城市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

　　他还谈道，“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天津开发区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到这里投资就比较放心了。”

　　日后的泰达果然不负厚望，不仅经济总量多年领跑中国各级开发区，更一度占到天津市经济总量的一半。

　　但是，泰达辉煌亦难掩当时天津的失落。

　　彼时的天津，一方面，由于唐山大地震后，天津遭遇巨大破坏，但由于援建力量集中于唐山，而导致天津市的发展严重滞后；另外一方面，中国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前夜，整个国民经济的转型，让国营企业比重极高的天津，也开始步履蹒跚。

　　“这时天津成了很难受的一个城市，一方面国家计划调拨、销售不灵了，当时棉花调拨，别的地方不给你，猪肉也是，只好拿工业品去换；另一方面市场又不健全，天津生产的是小排量汽车，但100多个地方下红头文件，只能买本省市生产的汽车，这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一种"割据经济"在经济形态过渡、两种经济都不健全的情况下，天津受的影响很大。”原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吴敬华回忆道，“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的发展很慢，甚至不如山东、河北这些既有资源又有生产能力的地方。”

　　这样的尴尬结果便是，作为直辖市的天津，在1979～1986年间年均经济增长只有6.5%，远低于全国9.5%的平均水平，甚至没有完成国民经济发展的第八个“五年规划”，尽管皮黔生牵头的开发区几乎成了天津经济的唯一亮点所在（这位多有争论的泰达掌门人，因其治下的泰达和滨海新区的发展，曾在天津政坛迅速崛起，如今已锒铛入狱，饮恨津门）。

　　当然，天津并非没想过要改变局面。改革开放之初，天津就曾向中央提出，希望能够获得深圳特区那样的优惠政策和开发开放地位。但天津的这一要求最终未能如愿。失去这次机遇后，天津改革开放的步伐落后了好几年。1986年之后的天津，仍然延续着旧有的经济增长轨道缓缓前行，逐渐为后来居上者超过，直到1994年滨海新区成立。

　　而这8年，是中国东部发展最快的时期。

　　同是1986年，天津2000公里之外的深圳，正创造着深圳神话，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超过30%，几乎是天津的5倍；1500公里之外的温州，农民采购员们正在忙着组织向全国贩销服装、皮鞋，努力完成第一笔原始积累。

　　此外，同是1986年，1000公里之外的汉城，正忙碌地准备着奥运会，这个在20世纪30年代远不如天津的韩国首都，正即将完成基本现代化；2000公里之外的东京，则处于日本经济神话的最高峰。东北亚的竞争对手，早已把曾是东北亚最大工商城市的天津甩在了后面……

　　6. 滨海新区往事

　　1990年代，中国开启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大幕。随着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的建立，浦东作为长江三角洲的龙头迅速崛起，并带动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一起腾飞。从深圳到浦东，改革开放从南往北稳步推进。

　　“深圳速度”、“浦东变化”让天津人开始思考新的发展方向。对滨海新区关注的最初想法就来自天津工业重心东移。

　　在邓小平1986年视察的鼓励，以及改革开放前在城区布局大量工厂与市区居民居住、生活、交通、商业等产生的冲突，1980年代中期主政天津的李瑞环，给天津定下了“一根扁担挑两头”的城市格局：将城市中的工厂企业迁到滨海地区（塘沽附近），以海河为轴的“扁担”“挑”起中心城区与滨海地区，中心城区重点是居住、生活、商业、文化功能，滨海地区主要是工业和港口功能。

　　至1993年底，天津开发区已具有一定规模，而天津东部汉沽、塘沽和大港一带，本身就有一些民族工业基础，加上天津港和保税区的物流优势，这一地区遂成为天津新的工业中心。

　　1994年元旦，时任天津市市长的

　　张立昌第一次面对天津市民发表新年祝词，提出所谓“三五八十”四大目标。其中最为亮眼的就是“十”，即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使其GDP达到天津的40%，外贸达到天津的50%。

　　据天津滨海新区一些官员的回忆，滨海新区成立后，天津曾希望中央能让滨海新区也享受浦东新区的政策与待遇，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呼声都比较高。但这个目标始终没有实现。而天津的政策要求两度受挫，也使“缺政策”成为在天津颇有“市场”的一种对发展滞后的原因总结。

　　而这一时期1999年中央对天津的城市定位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亦令天津方面不爽。“所谓重要的经济中心，就是不止一个中心。”天津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张利民说。

　　当然，虽然两次受挫、虽然没有为滨海新区争取到名分，但无论是天津政府、民间还是学界，都希望天津滨海新区最终能进入国家决策视野。而这种意识随着天津滨海新区自身的发展壮大不断增强。

　　从1997年始，滨海新区管委会主编每年的“发展报告”，几乎都有“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经济发展比较”的部分。个中目的，不言自明。

　　“在天津，几乎有一个惯例，中央哪个重要领导到天津来视察工作，市里总会请他们到滨海新区看看。”原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政研室副主任邢春生回忆道。

　　也因此，当2006年中央政府最终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时，一些天津官员只是淡淡地评论说，中央只不过是承认了滨海的既成事实、“给了个名分”。

　　7.  从市长戴相龙到总理温家宝

　　在天津向中央苦要政策而不可得的时候，北京依托首都优势，一步步成长为北方乃至中国的经济中心。

　　2003年，“京官”出身的原央行行长戴相龙出任天津市长，开始考虑利用北京的政治优势发展天津。在其上任市长不久后的一次与市政府参事座谈会上，戴相龙明确表示，天津如果要发展，唯一的办法是缩短和北京的距离无论以后怎么走，铁路、公路也好，天津到北京不超过半小时。为此，其上任后的第一大手笔，便是启动京津城铁建设，并提出把天津机场作为北京的备用机场。

　　“他能从北京和天津的关系悟出互补发展，很不容易，过去领导很忌讳的。”天津历史学者罗澍伟说，所以天津市民对戴相龙印象非常好，参事室的女参事都愿意和他照相、交换意见，“认为他是最富魅力的市长”。

　　也是在戴相龙市长任内，此前天津苦要多年而不得的政策眷顾终于呼啸而至。

　　2004年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政协办公厅提交的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发挥天津滨海新区在振兴环渤海区域经济中作用的建议”的报告上批示：“规划和建设好天津滨海新区，不仅关系天津的长远发展，而且对于振兴环渤海区域经济有着重要作用。政协的建议，请发改委结合制订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和长远规划予以统筹研究”。

　　这份报告建议中央政府在规划审批、项目审批、土地利用、财政税收、自由贸易区建设等方面，给予天津滨海新区更灵活、更优惠的政策扶持，以带动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

　　2005年6月24日－26日，温家宝带着国务院15个部委负责人，到天津考察，重点就在滨海新区。随行的新华社记者在6月27日发出的通稿中说，“温家宝指出，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环渤海区域及全国发展战略布局中重要的一步棋，走好这步棋，不仅对天津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施全国总体发展战略部署、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宏伟目标，都具有重大意义。”

　　此言一出，之后的数天里，尽管股市整体低迷，但天津板块股票经常领涨，有几天甚至全面飘红，涨幅高达5%以上。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央做出了将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布局的重大决策。2006年6月，国务院全文发布《国务院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正式宣布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赋予其在金融、土地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先行先试的权力。

　　同年，由国务院批准的《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年—2020年）》，明确将天津定位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天津滨海新区则被定义为环渤海中心。

　　按照《人民日报》的报道，在2005年6月这次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第一次视察天津滨海新区之前，已有政治局常委以上的14位领导人视察新区，但从这一次视察开始，天津才真正的开始迎来属于自己的最好的历史时期。

　　“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是继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极。”天津市长黄兴国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阐述这一决策的重要价值。

　　8. 天津政经新周期

　　天津滨海新区获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但从总体改革推进上赋予天津更多可探索和可操作空间，更是在此国家政经导向效应之下，使得天津在接下来的时间内，获得了一系列更为具体的国家政策和大批项目落地的支持。

　　“十一五”期间，天津累计实施3000万元以上工业项目2249项，总投资达11308.6亿元。其中，重大工业项目140项，总投资6338亿元，占实施项目投资额的56%。这是天津项目最多、投资最大的五年，驱动天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长期保持在30%以上的高水平上。

　　本报记者接触到的多位到过天津滨海新区考察的官员曾感慨：什么叫开发？滨海新区那才是真正的开发！

　　当然，本报记者在天津采访的另一个直接感受是，在天津本轮的快速崛起中，与另一个人的到来密不可分，那就是现任天津市市委书记张高丽。

　　2007年3月25日，也就是在国家正式宣布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到一年的时候，张高丽从山东省省委书记的任上调任天津市委书记。此前，张高丽曾担任山东省省长、广东省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广东省副省长等。而且，此后的2008年1月，曾任宁波市委书记的黄兴国在戴相龙卸任天津市市长之后，正式出任天津市市长。

　　在2007年5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张高丽作了题为《进一步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 为天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而奋斗》的报告。知情人士透露，“将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写进党代会报告的标题，这在天津历史还是第一次”。而在该长达1.7万字的大会报告中，亦专门拿出一章来谈“进一步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

　　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高丽，无论是大力推进困扰滨海新区发展多年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还是深入落实、推进中央新时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部署，无不涉及中国新时期发展改革之敏感领域。并且，张高丽和黄兴国这两个被外界评价为更具开放意识的官员，带领天津通过一系列“走出去、引进来”的合作交流，向外界展示了一个更具开放意识的天津，以及更具开发意识的滨海新区。（详见本报2011年3月4日报道《更具开放意识的天津，更具开放意识的滨海新区》）

　　根据本报的不完全统计，从2007年3月25日到2011年2月28日期间，张高丽在天津会见外地来访地方政府（包括高校研究机构，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代表团以及自己率天津考察团去其它省市考察的次数，总共达到了56次。此外，在2007年3月25日至2011年2月28日期间，张高丽会见的外国政府或民间代表团（包括其率团出访期间会见的）次数达到32次，其中既包括发达国家或地区，像日本、韩国等，也包括一些欠发达国家或地区。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2007年3月25日至2011年2月28日期间，以张高丽和黄兴国为代表的天津官方会见的中央部委代表团次数多达72次（包括全国政协有关的代表团）。而从2007年以后，天津也迎来了国家主要领导人视察天津的一个高峰期，其中包括有些国家领导人赴津参加一些国家级或国际性会议，更包括直接到天津进行相关议题的高层调研。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天津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天津一位资深的政经观察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据其观察，2008年一年，九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都曾到天津视察，“这是除四川之外的唯一一个省或直辖市，而四川是因为当年发生的"汶川地震"”。

　　而体现天津经济发展在国家经济格局中独特地位的另一个表现是，根据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教授的观察，支撑天津近几年高速发展的，仍然主要是“国军”，特别是“中央军”央企。

　　“滨海新区尤其明显，拉动GDP快速增高的大火箭、大飞机、大化工，无一不是央企投资的政治性色彩浓厚的项目。”周立群说。

　　依托这些“政治项目”，天津工业总产值由“十五”末的6391亿元增加到“十一五”末的1.53万亿元，净增近9000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由75%提高到91.6%；推动滨海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3000亿、4000亿的台阶后，并于2010年突破5000亿大关，历史性地首度超越浦东新区。

　　来自中央的支持不仅是工业项目，亦包括高端服务业。除在金融领域赋予滨海新区广泛的先行先试权力外，2011年5月由国务院批准的《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区建设方案》，在天津的“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定位基础上，给予了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区东疆保税港区在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国际航运税收、航运金融业务和租赁业务等方面更广泛的先行先试的权利和空间。

　　根据该方案，天津试图用5 至 10年的时间，把东疆保税港区建设成为“各类航运要素聚集、服务辐射效应显著、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核心功能区，综合功能完善的国际航运融资中心”。

　　如此愿景变为现实，天津港口城市的本色将再次得以凸显，天津港城600年的历史，也将在经历一轮完整的兴衰沉浮之后，重新找到这个城市面朝大海的繁荣想象。

　　天津城市史研究学者罗澍伟告诉本报记者：天津人都明白，虽然中央给了天津北方经济中心的定位，但如果你没法实现，定位也是没用的。

　　2012，天津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