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 《全球商业经典》杂志

经济行为的社会后果

关凯：经济学家通常只是把人考虑成劳动力，但这些人力资源本身不仅仅有经济属性，还有文化属性。我比较关心的是，制造业等产业以一个比较大的规模迁移到成都、兰州以西，就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还会涉及相当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1999年开始，国家启动了西部大开发工程，在促进了西部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西部的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最近这些年，西部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暴力冲突，这就促使我们反思，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冲突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变量关系？比如近期在广东发生的四川人和本地人的冲突，在我看来，就有着比较强的族群冲突的特征。也就是说，一旦地域族群的身份符号与阶级身份的符号联系起来，基于族群的社会动员就会发生，甚至根本不需要“革命家”式的领袖，群体就会行动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群体会重新分类，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会重新分层，那么就需要考虑，如何协调这些在现实条件下得到重构的社会群体所包含的新的社会能量？

族群理论中讲“劳动的文化分工”，少数族群的文化特点有时可以转化成在市场里的竞争优势。现在珠三角估计有几十万少数民族劳工，他们并非因为离开了家乡，就脱离了传统的社会组织网络。举个例子，东北人可能是自己去打工，但彝族则是“带工制”，工头通过彝族家族支系网络来组织和管理自己手下的工人。这样的劳务公司对工人的责任就不仅仅是市场的，还有社会责任，某个工人挨打受伤了，甚至凉山的家里出事了，工头都要管。在这种情况下，彝族劳工就不是孤立的个体劳动力，像东北人那样，而是一个家族组织内的成员，尽管这个家族组织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劳务公司。因此，这样的劳务公司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就和一般的劳务公司不一样，工人对公司的忠诚度比汉人高，甚至工资低一些都无所谓。同时，这些彝人跑到东莞，也在西部引发很多新的社会问题，不仅是当地的劳动力短缺，也包括吸毒、艾滋病的传播等等。当然，就我们现在的观察而言，这种变化还在过程当中，还看不到真正稳定下来的结构性结果的出现，但是已经感觉到这里面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很多危机和挑战。

郭玉清：这的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凯：任何一个经济行动，都有一个文化的嵌入。如果企业认为商业经营活动与当地文化不发生关系，那是笑话。越往西越会遭遇两个问题：首先，在现代企业看来，西部劳动力可能是“不合格”的劳动力，比如现在是穆斯林的斋月，如果有些少数民族工人白天不吃饭，必须得天黑了再去吃，这就会和企业的经济系统发生冲突；另外，不会有一个所谓的绝对的传统文化，它的特质也在变化，会随着新的影响要素的进入而变成一个新东西。生活在东莞的彝族就和凉山本地的彝族不一样，家支的功能、组织形式都不一样。总的说来，这不只是少数民族的问题，也是国家层面的整体性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其实是一个逐渐美国化的问题，文化适应与文化冲突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关键的问题是，经历了30年巨变，这个变化导致了很多社会边界的重构和社会冲突的出现，因此，在我们没有完全做好对一个经济项目的社会后果评估的时候，硬性地向西部植入所谓的现代性产业，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个问题我没具体研究过，但就我的经验和直觉而言，对生态、文化、社会形态等这些问题，需要予以特殊的关注。比如喀什经济特区的建设，在这个建设过程中，缺水的问题怎么解决？

避免“荷兰病”

郭玉清：在经济学家的眼里，GDP很重要，经济学家的解释是GDP不增长的话，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是不提高的，人总是在消耗你自己固有的一些自然资源。在经济学家研究里有一个问题叫“荷兰病”，“荷兰病”说的就是本来资源应该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支撑，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是从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史上来看，包括从目前经济发展的格局上来看，资源富庶的地区，反而都是贫穷落后的地区，那些经济增长很快，非常有活力的地区，反而是资源比较贫瘠的地区。所以好多经济学家就提出是不是受到了资源的诅咒，我国东中西部资源(8.91,-0.27,-2.94%)的分布非常不均衡，西部地区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富庶，它的发展就比较慢。那么，资源跟GDP之间既然有一个冲突存在，西部地区应该如何去发展？西部的发展也绝对不能再走东部边发展边污染、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西部赖以生存的优势是资源、生态环境的优势，把这个优势瓦解掉，就没有可以去发展GDP的基础和根源了。美国也遭遇过相同的问题，在上世纪30年代的西进过程中，由于大量的开采资源、破坏土壤，导致了大规模的黑风暴，几乎席卷了美国全境。我们也遭遇了那么多的沙尘暴。这就有一个矛盾存在，产业的扩张当然要有，那么扩张是不是要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我感觉西部地区的政府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还比较薄弱。

沈骥如：西部地区的政府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确实需要加强。塔里木河为什么干了？罗布泊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干了，因为新疆开荒，把河里的水拦起来，都用掉了。赫鲁晓夫不是开荒吗？哈萨克斯坦，现在咸海、里海已经基本上干了。

关凯：西进的风险，可能造成毁坏的不仅是自然环境，还有社会关系。1975年，英国人类学家赫克特做了一项“内部殖民主义”的研究，回答了英国人的族群意识为什么那么强烈的问题。研究从16世纪航海业兴起的时代一直做到1960年代，研究者发现，实际上在这几百年中，英国的发展一直以英格兰为中心，所有的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即所谓的“凯尔特人”，在整个英国国家的发展格局里面，处于边缘地位，“凯尔特地区”变成了一个原料和劳力的供应地，在职业分层上他们处于下端，因此在英国内部构造出一个类似西方殖民者和殖民地的关系，所以赫克特称之为“内部殖民主义”。正是因此，“凯尔特人”一直有着强烈的族群意识。在这一点上，我们绝不能在这种“西进”工程里面生产出某种类似“内部殖民主义”的格局，否则对民族关系造成的伤害可能是很可怕的。

所以，从我的内心来说，是希望西部发展慢一点，别过急地破坏它的传统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里边有价值观、有秩序、有人与人的情感联系和互助机制，一旦破坏了之后，容易产生极具对抗性的东西。

郭玉清：这里有政府合理定位的问题。

沈骥如：我看到好几次科学院的报告，新疆不是缺水吗？雅鲁藏布江拐弯的一个地方可以造一个比长江三峡大一倍的电站，把雅鲁藏布江水抬高自流到新疆去，这样新疆就成为北国江南了。这个科学思路和你的忧虑有无关系？

关凯：现代主义还是一个以西方经验为中心的，以市场经济和社会化生产的商业逻辑为中心的文化系统，还是用先进、落后的两分法来看待这些少数民族，严重低估了非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举个例子，鄂伦春族原来是一个冬季狩猎民族，在那个时候任何人进到大兴安岭去，鄂伦春人都是你的老师，你不向鄂伦春人学习，你就无法在冰天雪地的森林里活下来。后来，我们以外部人的眼光看他们，说你们的生活太苦了，快下山来吧，我们给你盖房子，盖上房子你种地吧。他们就一下子从老师变成了学生，鄂伦春族不会种地，定居之后这个族群在整个文化上的等级就下降了，这造成的社会后果是什么？很多关于鄂伦春族社会的研究显示，酗酒、自杀等社会问题始终存在。另外，再比如，很多新疆维吾尔族群众就愿意做点小生意，不愿意上班，这是他们的观念，甚至他们对时间的认知方式与汉人也不一样。再比如说四川汶川地震以后，灾区是一个羌族的地方，现在出现的情况是，北京援建的建筑是北京想像的“羌族建筑”，深圳援建的是深圳想像的“羌族建筑”，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中国的复杂性通常是出在这儿。

挣容易的钱，不创新

沈骥如：大家都在谈产业升级，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出不了大的发明？

中国整个创新体制有问题，包括给科研人员填不完的审查表，科研人员现在有点像受管制的人，要报一个项目，要先会填表，写出我的科研有什么社会意义、有什么创新价值。实际上，我的孩子还没生出来呢，将来是当元帅还是当要饭的，我怎么能知道啊？但是为了申请，我被逼着说假话。另外，每半年、每一年都要报经费使用情况，要审查。

郭玉清：政府支持所谓创新力的创业也是要符合市场规律的，不是说移出了制造型企业，把电子商务网站填补进来就完成转型。一个芭比娃娃的利润是八美元，留给中国的利润只有一美元，我不知道广东芭比娃娃的生产商有多少是在做研发，应该基本上没有研发，都是在做装配。

沈骥如：美国为什么创新能力强呢，包括欧洲，是中小企业的实力强，中小企业的老板不断地投资在新的产品上，有可能失败的，不是一百个都成功的，可是一百个里有十个、二十个人成功，其他失败的也还能再起来。中国的规则是，我是政府，给你一笔科研经费，如果你这个产品设计出来失败了，下次就不给了。不允许失败，大家就都小心了，小心的结果就是做常规技术的小改良。中国缺乏企业家，企业家赚钱的方式往往是与官方勾结，要特殊的政策，挣容易的钱，挣了容易的钱以后乱花，也不去搞高精尖，而是去盖房子。这种企业家他不是真正的企业家，也就不会往创新的方面发展。

郭玉清：关于产业升级的问题，东部地区是很着急的，但是作为一个商人，假如说真能从西部地区找到更好的商机的话，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确实比中部低，它自动会转移，这个难题只会丢给中国政府。

　　（整理：左鹤、刘晋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