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敬年: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下)


载 中国网

让大学能够独立办学,获得学术自由,给其自由创造的空间

中国经济时报:您游学中西、学贯中西,您认为中西方教育有何异同?分别有何优劣?真正的大学之道应该是什么?中国当前教育有何缺陷和不足?应如何改革教育体制,使中国教育跻身世界一流水平?

杨敬年:我在牛津留学几年,感触最深的莫过于牛津精神。牛津精神一是不断创新,二是严格要求。试想一个创办800多年的大学如果不是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也不可能存在至今。以牛津大学对博士的要求与国内相较,国内要求对现有专门知识做系统深入的了解研究,牛津博士却是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原始的、创造性的贡献,这种差距显而易见。

因此,中国要做好教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是简简单单一句口号就能成功的,它需要不断努力,经过时间检验和淘汰,要靠学校培养的人才和所做的研究成果说话。虽然中国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但中国的教育制度似乎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我觉得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根本途径还是要让各个大学能够独立办学,获得学术自由,给其自由创造的空间。高校需不断加强与外界的沟通交流,不断学习全球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在教学中要改变传统的灌输性的方法,要激发学生的创造性。

做学问要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感

中国经济时报:您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冯友兰颇有研究,著有《人性谈》。您研究中国哲学的心得体会是什么?您的为人之道是什么?您认为中西方哲学思想和思维方法有何异同?

杨敬年:当初写《人性谈》,是因为自己学得比较广泛,就想找个红线,把自己所学的东西串联起来,顺便可以温习过去所学。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首先要界定什么是人性?什么是善恶?我认为人性有善也有恶。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人人生存发展的欲望得到满足就是善,破坏别人使他人得不到满足就是恶。人性有两个基本需求,一是生存,另一个是发展。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就要求知,就要创造。

冯友兰是我很佩服的中国哲学家,因为他用西方新逻辑学的方法来整理中国哲学。我在大学时就读过他写的 《中国哲学史》,后来我又读了他在西南联大八年间写下的学术专著《贞元六书》。可以说他把中国哲学中儒、道、佛等等的东西融为一体,他甚至认为中国哲学可以代替宗教的地位。因此,这是中国哲学的大师。

西方哲学大师罗素和文学家萧伯纳都来过中国。萧伯纳曾经留下这样的几句话:“I am not you,I have nothing to say.Readmy book.Leave me to die in peace.” (我不是你,我无话可说。看我的书。离开我安静而逝。 )西方哲学认为哲学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冯友兰认为哲学与神学无关,主张神学与哲学分开。

中国经济时报:作为一个105岁的期颐学人,您最有资格谈治学之道。能否谈谈您的治学之道?

杨敬年:治学需有一颗宽广的心;需要很好的文字根底,因为文字是表达的工具;需要一种认真的态度,做学问要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感。

我是劳动人民培养的知识分子

中国经济时报:上世纪40年代末,您未按照您的老师何廉的意思远赴美国。这虽然使您避免饱尝离乡之愁,但此后却使您个人和家庭经受了过多的坎坷和深重的灾难,也使您长达20多年的黄金学术年华虚掷流水。回首往事,回首那些在“紧要关头”的重大人生选择,您有无“假如人生能重走一遍”的感慨?您如何看待这些人生的坎坷和磨难?

杨敬年:回首往事,经历了20多年“右派”和“历史反革命”生涯的我,79岁才成为中共预备党员,80岁转为正式党员。有人说,我加入的是理想中的共产党,也有人说我是在“做秀”,其实不是这样。我是穷苦出身,在旧社会感受到种种不公平,因此,对共产党有着特殊的天然的阶级感情。要推翻旧制度,就要有(像共产党这样的)雷霆万钧之力。我自儿时起就仰慕共产党,视共产党为穷苦人的救星。

1927年,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父为了让我能有个文凭在家乡教书,便借钱送我到岳阳县城第一高等小学读书。两年毕业以后,我又先后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谁知入伍不到三个月,当我兴冲冲地准备参加革命时,发生了“马日事变”,许克祥宣布反共,于是我一气之下离开了中央军政学校。

经过“反右”和“文革”的磨难,一部分人放弃了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的信仰和信心,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在中国如此广阔的土地上,有如此之多的人民,试行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开拓,弯路和错误不可能避免,但是共产党人能够自己觉察到自身的错误,并予以改正,这就值得继续信任。

我是劳动人民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我认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应该为劳动人民做哪怕是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所以我一直都拼命工作。

寄望年轻学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中国经济时报:孔子云“仁者多寿”。作为一个仁者,您对现在的年轻学人有何寄语?

杨敬年:我想起一句话:“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这句话出自《易经》,也是清华大学的校训。在《易经》中全文是这样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它阐释了做人的深刻道理。

作为新时代经济学界的年轻人,要做到兢兢业业,殚精竭虑,有所建树;不要贪污腐化,不要滥用权力。

(特别感谢南开大学教授葛顺奇先生为此文做出的贡献,亦感谢陈宏伟和谢宝康二位同事的鼎力相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