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撰文：中国式愤怒的核心乃是一种“二次愤怒”，这种愤怒具有三个内容：以破坏性为核心的迁怒、反社会性的人格分裂，并最终导致就近攻击的破坏欲。
2013年上映的《致青春》一片中有这样一个值得反思的情节：女大学生朱小北去学校的超市购物，被污偷盗，撕扯中自己受伤，也打坏了超市的物品；学校管理人员采用了各打三百大板的方式：超市道歉，朱小北赔偿；感到倍受侮辱的朱小北一怒之下打碎了超市的玻璃……
如果用一个清单来描述这一系列行为发生的流程，则为：
这个表格显示了我们常见的一种功能主义的解读：朱小北的愤怒来自她寻求法理和人文的平等，而学校管理人员则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采取了传统社会中社群调整的方式，试图用“平衡”代替平等；于是，平等论者与平衡论者的决裂，导致了朱小北打碎超市玻璃的行为，并付出离校的代价。
然而，这个流程中又有可能隐藏了另一个故事版本：
在这个版本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法理型社会的合法性与礼俗性社会的合情性的矛盾，而是以利益的名义（超市被盗）欺压人的时候，资本机制的管理模式却把利益的受损与人的受损看作是一样重要的事情，并且采用一种有趣的调节模式：表面上的“平衡”，却变成了一方名义受损（超市）而一方利益受损（朱小北）的模式，或者反过来说，一方获得名义上的安抚（朱小北），一方则在实际利益上获利（超市）。
这个小小的故事，由此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大型社会冲突和小型社会冲突的“寓言”：每个人所要求社会管理体制给予的东西，与这个体制所能给予的东西发生了巨大错位；而在“发展优先于一切社会问题”或者“用发展来掩盖社会问题”的前提下，政府管理部门与资本拥有者达成“利益共同体”的政治默契，从而给普通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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