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协同作用的结果。人力资本和一定水平的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而收入水平作用不明显。参训时间越长，技能等级越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越强。但城市政府的福利配给没有有效激发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
本报告建议：市民化政策应从普惠制福利供给向激励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别化福利分配转变，即从外生性市民化向内生性市民化转变。企业应畅通农民工职业通道，构建公平性、宽容性和激励性企业文化，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的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成长预期，成为市民化的首要对象。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心理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协同作用的结果，各类资本作用大小需要通过实证检验，据此寻找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优化治理路径。
本报告于2013年对在地级市以上城市打工的80后和90后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400份，回收有效问卷797份。调查对象分为户籍市民化、待遇市民化和未市民化三类。户籍市民化是指农民工依靠自己的劳动能力落户城市（目前政策是只要落户城市就相应地享有城市居民福利），属于市场主导的内生性市民化；待遇市民化是指农民工没有落户城市，但享有住房保障等主要福利政策主导的外生性市民化。
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各类资本作用状况
1、月收入水平对市民化的作用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否与收入水平无关。这并不表明物质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不相关，而是市民化政策只要求有合法住所，不限定购买住房。新生代农民工物质基础薄弱，要在城市扎根生存需要“带资进城”，甚至代际积累。
2、与打工年限相比，年龄对市民化更为重要
年龄指标作用显著，但打工年限作用效果不如年龄。调查对象多为80年代以后出生，年龄段最受企业青睐。但年长者工作经验和社会资本较为丰富，更易市民化。而打工时间长的农民工工作经验虽较丰富，但农民工工作流动性较强，前期工作经验未必用得上。
3、年参训时间对市民化作用较大
参训时间较显著。问卷调查显示，参训时间越长，落户城市的比率越大。年参训时间在1个月以下的分组中，落户城市的比率仅为9.2%，而3个月以上的落户比率为27.3%。但新生代农民工年参训时间较短，平均不到一个月。
4、技术证书级别显著影响市民化
没有技术证书的农民工很难落户城市。技术证书级别越高的分组中，农民工落户城市的比率越大。没有证书的农民工分组中落户城市的比率仅为10.8%，而技师分组中落户比率为41.7%。但调查显示，55.6%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技能证书。相对于“技师”参照组（系数为0），其他分组系数皆小于0，说明技术等级越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越强。
5. 工作类型对市民化产生明显影响
体力性工作为主的农民工更难以落户城市。体力性工作分组中落户城市比率仅为8.8%，而技术性和管理性工作分组中落户比率分别为19.3%和30.3%。调查显示，46.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体力性为主的工作，表明农民工落户城市的能力较弱。
6． 社会资本对市民化影响存在一个极值
可帮助你的人数为11-30人的分组作用较显著，且系数大于其他分组，其他分组均不显著。说明该社会资本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有效。但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可获得帮助的人数平均仅为8.2人，尚达不到有效市民化的社会资本水平。
7. 政策变量对市民化作用显著
政策是一个阈值，没有政策许可就无法市民化。调查显示，21.2%的被调查者认为打工城市没有任何农民工落户的政策。“有政策但需努力”变量作用显著，说明政策仅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外在力量，在制度规则下，农民工市民化还需依靠自身努力才能触及政策标杆。
上述分析看出，市场主导的户籍市民化中，人力资本和一定水平的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年参训时间越长，技术证书级别越高，市民化能力越强。政府主导的待遇市民化中，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作用不显著，说明城市政府的福利配给没有有效刺激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应从普惠制福利供给向激励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差别化福利分配转变，即从外生性市民化向内生性市民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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