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记者：常修泽先生,本报2012年5月28日发表了我对您《关于包容性体制创新探讨》的访谈,引起读者的兴趣,学术界对此也颇为重视。前一段又看到《人民日报》上您的新作《新时期改革的战略思维》(2012/11/27)。党的十八大后，在中央强调“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之际，《人民日报》实时推出。新年伊始,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提出：要深化体制改革。您能否谈谈近十年我们改革的进程如何？

常修泽教授：党的十八大之后，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到广东考察强调改革开放之后，改革舆论开始升温，受此激发,社会各界对改革的期待值也明显提升。仅就中国经济改革而言，根据个人的调查、了解、判断，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是在曲折中展开的,有进展，亦有问题。1994年我在天津出版的《中国：“换体”的革命》一书中说，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边际演进”的渐进式改革之路。到今天,容易改的差不多已经改完，余下的都是“硬骨头”。在改革的“战车”跨越边缘性障碍之后，现在需要推进到核心部位的“堡垒”面前,但是,一些关键性的、要害性的领域和环节改革滞后，“攻坚”之战可以说打得比较艰苦，一些“坚”并没有攻下来。经济领域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瓶颈”依然存在。主要有三大矛盾：

第一，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国有经济改革尚未到位，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改革比较滞后。从产权结构看，垄断性行业基本上是国有资本“一股独大”。我最近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的数据作了计算，从2010年有关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看，民间资本进入微乎其微。如社会普遍关注的铁路运输业，仅占2.1%；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也只占3.7%；特别是航空运输业，2008年为2.5%,2010年反而下降到仅占0.5%。这组数据还是在国务院两次提出“非公发展36条”之后的新数据，可见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之艰难。

第二，作为市场经济重要支撑的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土地及其他资源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虽然，最近煤电价格联动改革方面有所启动，这是一个新动向,值得关注,但总体分析，各类要素价格（包括利率、地价、资源性价格等）仍处于“半市场半统制”状态。

第三，作为市场经济改革“关键环节”的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一些部门仍然通过诸如审批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我去年调研了19个省（市）的县或区，基本看法，政府干了一些不该干的事，但是，在公共服务、市场监督方面又存在着“缺位”，需要认真反思。

记者：您能否谈谈中国改革步履维艰，至今仍然处于“胶着”状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常修泽教授：根据我的研究，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改革受到现存利益格局的掣肘。为什么垄断行业的改革如此艰难？因为在垄断行业受到有关力量的牵制。我在2008年出版的《人本体制论》指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将会遇到一些障碍，其中，固化的利益格局的障碍可能是最大的障碍。改革能否突破的关键所在，是能否摆脱利益格局中某些‘障碍力量’的束缚。老的不说，近年来产生了新的固化利益格局。其中的一小部分人，期望从这种未完成的改革状态中获得好处。这种情况对政策的制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书出版五年后，这个问题更突出。老子《道德经》第57章有一句话：“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意思是说，“我（指执政者）不折腾，百姓自然就富裕了；我（指执政者）没有私欲，百姓自然就淳朴了。”为什么政府有些部门热衷于揽审批之类的“事”？实质在一个“欲”字。

第二，有思想理论认识方面的原因。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思想，在我们社会当中仍然存在。应该说，现在社会上的一些认识，并没有完全突破上述思想的“牢笼”，需要实现超越。

第三，具体操作本身也有值得内省的地方。比如，就国有经济改革来说，理想的目标是将国有企业定位于公益性，但现实状况却相当复杂。在2010年全国11.4万户国有企业、64万亿总资产中，哪些属于公益性的，需要按照公共性原则来运作；哪些属于竞争性的，需要逐步予以调整，迄今并没有划分清晰，以致造成公益性和市场性的混淆。在以上三点中，关键是既得利益格局的掣肘。可以这样说，不打破既得利益的格局，深化改革很难。

记者：您讲的很深刻，而且有一定的预见性。那么，针对中国改革自身发展逻辑和国内外环境的改变，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深化改革的战略基调应是什么？

常修泽教授：我在党的十八大前完成并上报的内部研究报告《党的十八大后的中国改革战略探讨》提出，战略基调是：“刚柔相济，平滑运作，在‘两个鸡蛋上跳舞’。”中国的改革究竟如何定位、如何把握，基于此前的改革实践，我认为“中国改革之道”应当是：中国的改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革命”，但它又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中国的改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变法”，但又有某些类似于“变法”的特征，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习近平同志既强调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又强调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的内部研究报告,建议新阶段的改革应当把握这场“深刻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均衡点，刚柔相济，平滑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