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6-13 《时代周报》
时代周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乔英武
投资拉动还将持续
时代周报：前段时间本报采访了一批经济学家，讨论投资拉动是否到头的问题，天津近年的发展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短期内的大规模投资为天津带来迅猛增长，但长期来看还能持续多久？
周立群：从中国的整体经济形势看，过去“三驾马车”的排序是投资—消费—出口，而现在我们需要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消费要排在头位，靠投资来拉动的“中国模式”可能已经走到尽头。
但是这是就全国而言，就某一个城市或某一个地区而言，投资仍然可能在“三驾马车”中排首位，我们期待的是“三驾马车”能够在全国总体保持均衡，但中国的地区差异、东西格局相去甚远，不可能让每一个地方都保持三者均衡。目前出口略有增幅，但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恢复依然缓慢，加上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和“再工业化战略”的影响，出口在短期内难有质的变化，所以我们的文章一定要做在消费上，这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标所在，经济发展不是为了速度而速度，而是为了民生才发展经济。
消费拉动会涉及到两大问题，第一个是全民消费的水平，消费水平的背后是财富积累的水平，但财富积累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第二是会涉及到国家的收入分配体制，中国正在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变，但速度不会很快，那为什么会在少数城市或者个别城市仍然靠投资拉动呢？天津就是其一，这其中有两大因素，一个是它自己的市场大小和收入水平。
天津所带动的北方市场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另一个是天津及周边地区的人口构成，人口的集聚程度不够，即使集聚程度很高，但在它的构成比例中，富裕的人口不多，流动人口中蓝领或者农民工占较大比重，因此靠消费拉动不了，正因如此，我判断天津靠投资拉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时代周报：那么天津是否有意识地在做出调整？
周立群：这个调整就涉及到对天津发展阶段的判断问题，我前面提到天津目前的高投资、高增长和高集聚状态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就为天津扩大就业和解决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出了一个难题。我们去年作了一个分析，分析的城市包括天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等几大城市，发现天津以外的其他几大城市的经济增速开始放缓，但它们GDP的增幅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基本持平了，广州、上海的GDP增速甚至还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这是和十八大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GDP和居民收入同步增长。
唯一有一个城市不一样，那就是天津，天津的GDP增幅远远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去年天津的居民收入增长10%左右，而GDP增幅超过13%，因此天津的这个问题显得特比突出，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天津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民生问题的解决，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因此在下一步调整结构和加速发展过程中更需重视就业和收入，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改快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解决好就业问题，有两条根本出路，一是鉴于天津大企业和国企比重较高，而就业需要加快发展中小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如果不调整企业结构，就业问题就不可能有大的破解，整体经济也会出问题；二是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让服务业成为天津下一发展阶段新的动力源，成为创造和扩大就业的容纳器，和北上广等城市比较，天津的服务业比重过低，甚至比国内一些中等城市都要低。
时代周报：的确，像去年广州三大产业结构为1.6∶34.8∶63.6，而天津的三次产业结构为1.3∶51.7∶47.0，如果要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话，天津服务业的比重必须提高。
周立群：对，但是天津服务业的发展路径有可能和其他城市不同，对此我有一个自己的概括，我把北上广等城市的发展路径概括为“退二进三”，就是从第二产业退出或把第二产业转移，进入第三产业；而天津服务业的发展是要“接二连三”，也就是在发展壮大制造业的同时，把现代服务业带动起来。从目前格局看，天津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比重较高，这不是个坏事，相反是好事。因为实体经济比重较高，实际上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支撑，继而对服务业的发展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是它的优势所在。
服务业可以分为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前者的发展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收入水平或消费水平，没有高的消费水平，就发展不了高端消费服务业；第二是取决于当地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构成，如果流动人口很大，而且是比较富裕的人，比如说它是一个旅游城市，就会大大地拉动消费型服务业，反之，如果它的流动人口少，或者流动的主要是农民工和蓝领，那么拉动消费的能力就弱。
而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取决于当地的产业基础和产业网络，如果第二产业基础雄厚，产业的网络很大，那么生产型服务业就会发展很快，天津发展生产性服务的基础恰在于此。
正是基于这两点，我认为天津在重视生活和消费性服务业的同时，应该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且天津有很大的优势。生产性服务业最先涉及到仓储、物流、金融以及信息服务等，随着第二产业的发展，它会进一步延伸，我认为这是天津的强项，所谓“接二连三”就是要利用天津雄厚的制造业基础，继续发展好第三产业是生产性服务业，而且在这方面要走到全国前列。
时代周报：我觉得这个思路特别好，现在很多城市为了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就把第二产业丢掉，其结果是造成了产业空心化，丧失了经济动力。
周立群：没错，这就是所谓的“服务业陷阱”，在中国还比较突出，一些地区为了超前发展服务业，结果就掉入这个陷阱。比如一些城市为了超前打造一个文化产业，投资巨大，结果并没有营造出文化氛围，收到想要的效果，相反钱全部砸进去了，掉进了“服务业陷阱”。
超前发展服务业可能会造成城市空心化，有些城市认为一些产业链是低端的，就加快转移，但是如果转移的过早，导致中心城市的工人没有地方就业，而它所发展起来的服务业，当地的产业工人又对接不上，这个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现在有些城市不切实际的去“升级换代”，盲目地搞一些所谓新兴产业，办各种年会、会展、论坛，弄很多虚拟的东西，但最后不可持续，说到底服务业的发展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脱离了收入水平、消费能力以及产业基础，服务业的发展就没有支点。
时代周报：前几年，天津要打造北方金融中心的呼声很高，2009年国务院还批复了滨海新区金融改革方案，但为什么最后却没有太多金融改革的动作？
周立群：在金融改革方面，天津的步伐并不是很快，但世人对天津金融改革的关注和期盼程度很高。一般来说，一个区域的经济中心，同时就应该是这个区域的金融中心。
因此，天津作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相应地瞄准建设区域金融中心也是必然趋势，但京津两地离得很近，“一行三会”重要金融信息发布都集中在北京，许多金融机构的总部也集中在北京，这对天津金融中心的打造和定位就带来了挑战。
这些年，天津在金融中心的提法上一直很低调，但它却在金融服务和金融改革方面扎实有序的推进。一些金融改革探索值得关注。
第一，它特别重视资本市场的建设，包括建立贵金属交易所、产权交易所、文交所等，资本交易市场的建设是为一个区域甚至全国服务的，而不是单独为天津服务，在这方面天津在全国领先。
第二，它很注意处理好和北京的关系，因为天津本地缺乏金融方面的人才和资源，它就借助北京的人才和资源发展自己的金融，紧密地围绕着北京的“总部经济”来服务，比如金融结算、后台管理等。
第三，它自身的金融改革和创新紧密地围绕着天津和周边地区的实体经济在做，做得比较好的就是金融租赁。目前全国前十位的金融租赁公司，天津占了三个，中国的金融租赁市场，天津可能占了1/4。
时代周报：为什么单单金融租赁会取得成功？
周立群：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它和实体经济是完全对接的，是真的为实体经济服务。现在的金融租赁主要是租赁国内外的高端大型设备，而天津滨海新区的很多大项目恰恰需要这样的大型设备，包括海上勘探设备、船舶设备、装备制作业设备、航天航空设备，甚至还包括厂房。金融租赁发展得好，实际上和大型制作业的发展是并接的。这一做法在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集聚区可能就发展不起来，因为它所需要的设备相对较小。
时代周报：为什么单单金融租赁会取得成功？
周立群：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它和实体经济是完全对接的，是真的为实体经济服务。现在的金融租赁主要是租赁国内外的高端大型设备，而天津滨海新区的很多大项目恰恰需要这样的大型设备，包括海上勘探设备、船舶设备、装备制作业设备、航天航空设备，甚至还包括厂房。金融租赁发展得好，实际上和大型制作业的发展是并接的。这一做法在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集聚区可能就发展不起来，因为它所需要的设备相对较小。
在某些金融创新方面，没有实现我们的理想。比如说私募基金，天津的私募基金，特别是滨海新区，是中国私募基金最大的注册地，在这里注册有2000多户，虽然注册户数最多，但私募基金却没有真正做起来，跟原本的设计目标有很大的差距。
究其原因，就是天津的民营企业和成长型企业太少。私募是为小企业服务的，如果小企业和成长型企业多，私募肯定就能做大，没有这个沃土就不行，天津在这个方面和江苏、广东比差距很大。
天津金融业的发展还远远不能满足这个地区的发展需求，也远远不能满足其他城市对它的期盼，其中有多种制约因素，比如先行先试的步伐还迈得不快，金融改革和创新始终没有间断，各种试验和探索也没有终止过，但那种“石破天惊”能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举措仍然没有出台。
针对金融方面的人才缺乏，天津正在出台和创造种种条件以营造成一个“引得进、留得住”的人才发展环境，如在这方面还需很好地向深圳、广州、北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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