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陈耀：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丁力：广东省社科院竞争力评估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彭澎：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
天津模式未必能够持续
时代周报：与GDP增速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天津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从2008年到2011年，天津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分别达到47.4%、42.5%、30.1%和31.1%，而同期广州增幅分别是12.9%，22.3%、22.7%和10%，这是不是差距的根源？
陈耀：两个城市的经济结构是不一样的，我不认为天津的发展模式具有可持续性，就投资而言，大项目和整体的发展空间是有限的，投资也是有阶段性的，过了这个阶段和周期，它的后劲可能就不足了，所以投资和消费应该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从对国际资本的依存度来看，广州要比天津高一些，而天津对国有资本的依存度要高一些。最近七八年，天津占据优势，金融危机以来它一直保持着高速发展的状态。
丁力：对于固定投资资产的问题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天津的发展比广州起步晚，可能现在天津每年的投资强度高于广州，但是在广州的起步期，很可能两者的固定资产总额是差不多的，当时广州发展了，而天津还按兵不动，现在天津在迎头赶上。天津最近几年的发展，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给天津很多大项目，相当于政府直接投资，而广州在这一块很弱。
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主导，北京的产业很多都转移到了天津，而天津真正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诱因是天津跟北京理顺了关系。现在天津是“厂”，北京是“店”，相当于我们和香港的关系，前店后厂。于是北京发展第三产业，把制造业大项目都放到天津去。天津的战略定位是北方经济中心，这几年天津能够迅速地发展起来，很重要的原因是天津的战略定位问题解决了，而广州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广州说它是华南中心城市，而深圳和香港不买它的账。
彭澎：亚运会之后，广州有一个投资低迷期，去年年中很多项目上马，投资有了驱动，显现了一定的效果。年前广东省委要求广州加大增长的幅度，广州的任务分化到各个区，各个区铆足劲拼GDP，是大干快干拼出来的。今年第一季度，广州GDP增速自2007年以来首次超过天津，但仅看一个季度还无法判明广州“第三城”位置是否企稳，广州经济不具有持续性。
广州要与天津比，一定要加大投资力度，而天津、重庆的调配资源能力都比广州强，广州的压力会比较大。一方面广州要推进新型城市化，“三个重大突破”工程和优化“123城市功能布局”发展规划项目众多，光靠国有资本根本忙不过来，可以广泛吸纳社会资金，不管国资、民资或外资，只要能为广州发展服务就是“好资”。
广州一季度增速较快，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去年一季度增幅较低、基数较低，更为重要的是，去年5月份稳增长政策实施后，广州上马了很多项目，包括七条地铁线规划的获批；此外，在天津的步步紧追之下，今年初以来广州也做了很多努力，这两年广州着力进行的“新广州、新商机”吸引的不少大项目也在加快建设。随着不少项目的上马，广州保持两年较高的增速没有问题，但未来还是要找新的动力，比如抓紧把南沙发展起来，未来广州的后劲主要是在这里。
时代周报：不过在产业结构上看，广州的结构似乎更合理，2012年，广州三大产业结构为1.6∶34.8∶63.6，而天津的三次产业结构为1.3∶51.7∶47.0，广州的第三产业比重远高于天津，这是否意味着广州经济的后劲会更强？
丁力：不见得。广州的第三产业比重较高，并不是它的优势所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一种产业空心化的表现。看看发达国家，它们的第三产业提高是有先决条件的，即完成了工业化，比如说美国，并不是发展第三产业，它的科技和工业就不往前走了，实际上它仅仅是把一些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们看到它表面上第三产业的比重在上升，第二产业的比重在下降，事实上在GNP上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关系是协调的，而不是单纯地追求第三产业的发展。实际上，第三产业的发展是需要第二产业支撑的，甚至可以说，第二产业的发展后第三产业才有可能发展。
回过头来看广州，我们会发现广州现在的制造业，就只剩下汽车产业，而汽车主要不是靠自身的技术，而是靠日本，虽然规模搞得很大，但自身的技术含量不高，未老先衰，造成这样的结果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最近几年土地财政带来的经济泡沫，使得大量传统产业在广州呆不下去。第二个原因，是地方政府对制造业不重视，一听到制造业，就把它等同于污染，等同于能耗，而没有去琢磨怎么把“汗水型经济”变成“智慧型经济”。一些传统的商贸服务，根本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现代服务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很小，所以我并不认为广州的第三产业具有竞争优势。
陈耀：我们讲“调结构”、“优化结构”，就是讲大都市将来都要发展成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全国第三产业比重最高的是北京，达到了76%，北上广深四大城市做得都不错，广州有意识地进行结构调整，也达到了63%，这是一个可喜的转变。
我们既要看服务业占三大产业比重的变化，也要看到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在服务业中，现代服务业所占的比重是否上来了，是进行下一步服务业结构优化很重要的指标，如果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很高，说明这些年调结构取得很大的进展，经济经济增长质量是高的。天津是一个工业城市，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在重化工业方面投资比较大，占到的比重很大，但天津如果要发展成一个国际大都市，今后在服务业方面还要加大发展力度。
时代周报：相较于广州，天津对国有资本的依存度更高，许多项目都是靠政府扶持，而广州的市场化程度更高，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已近四成，这是否也是未来天津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丁力：的确，天津存在过度依赖国有资本的问题，其实天津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落在全国后面的，这跟东北老公鸡差不多。在长期饥饿后，现在突然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可能会出现冷热不均或者贫富分化的现象，所以我认为这个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我为什么说天津可能会超过广州呢？并不是说天津的发展后劲比广州足，而是由于中央对天津的支持力度大，但它超过广州之后，也不一定比广州的竞争力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相对于天津，广州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市场化的生命力是很强的，变来变去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相反，天津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它的市场化程度是远远落后的。虽然说广州市场化程度高，但其实广州的民营经济发展得也不够好，广州的民营制造业的发展状况，和周边的佛山、东莞不能同日而语，直到这个月，广州的汽车销量才开始逐渐恢复，但中日关系在短期内是不会有本质上改变的，这对广州的影响很大。如果广州真的要发力和天津拼的话，很可能首先要解决这个难题，需要引进新的重大项目，比如说波音飞机等，否则广州的经济难有根本好转。
时代周报：两大城市都想打造成为地区金融中心，但在金融改革力度上都不够，这方面应该如何寻求突破？
陈耀：现在包括北上广深在内，都想要建立国际和区域金融中心，但金融中心的发展受到国家总体宏观规划的指导，有一些客观的发展指标和条件。北京在建立金融中心的时候有一个“总部”条件，许多大型金融机构的总部都在那里。上海要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条件也还不错，国家也在扶持。但天津和广州两个城市，相对来说，优势并不明显。
天津在滨海新区有一些政策倾斜，但现在推进得很慢，广州也没有很明显的金融领域的改革动作，相对而言，深圳走在更前面。广州是一个省会城市，在整合珠三角的金融资源，在调配管理和运营方面具有优势，范围要比天津更广，但终归是一个区域性的。两个地方在金融方面都只有一些小的改革，包括对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建一些股份制的中小金融机构。广州应该在国家层面争取一些试点，比如利用外向型经济，进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试点。
丁力：成为金融中心是广州一直想做的事，但现在看来是有心无力，原因还是跟广州的战略定位有关，这种事情不是广州想干就能干的，必须要有中央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位，中央才会将一种特定的资源放在广州。
前几年我就讲得很清楚，中央极有可能将利率改革的重任交给地方探索，比如说温州模式，而将汇率改革的重任会交给广州来担当，事后证明我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广州没有担当，广州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最后被深圳前海拿走了改革机会，错失了良机。
滨海新区VS南沙新区
时代周报：去年10月，广州南沙新区终于正式成立，同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南沙新区可以向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天津滨海新区借鉴哪些经验？
陈耀：滨海新区的确有值得其他新区学习的地方，比如说，一般来讲，一个城市开发区的领导机构是“领导小组”“领导办公室”或者“园区管委会”，但滨海新区成立后，很快就成立了一级政府，几大工业区和行政区都在新区政府的统一调度下，得到很好的配置，也避免了由于管理体制不统一导致的混乱状态，这是天津的不同之处。
天津滨海新区有2700平方公里，而广州南沙新区只有800多平方公里，面积和体量都小很多。而且两者的基础不一样，滨海新区是天津的几个功能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之前就有良好的港口和泰达这样的大企业，而南沙新区的基础比较薄弱，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比较少，未来的发展思路也还不清楚，增长势头也就比不上天津。
丁力：其实能从滨海新区学习的东西很少，要发展新区最根本的是有中央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南沙毗邻港澳，香港和澳门“一国两制”50年不变，我们可以把南沙打造成一个探索50年之后制度怎么办的实验区，就是实行升级版的“一国两制”，港澳制度效率优先要完全学进来，再把港澳也没有解决好的公平问题改善，南沙完全可以做这个事情。
从战略上，南沙作为珠三角几何中心，开发南沙有助于将珠三角提升为世界级城市群，如此，南沙可作为粤港澳更紧密合作的中心区，这样的定位倒有可能大大加速南沙的发展，把广州从沿江城市变成沿海城市。不过，这样的定位要得到香港、深圳的支持才行。
在南沙新区五大战略定位中，打造粤港澳优质生活圈列第一，而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的发展目标不仅贯穿整个规划，也是南沙新区有别于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的最大特点，并因此而享有国家发改委牵头的协调机制的特殊待遇。可以说，粤港澳全面合作能否通过南沙这个平台得以实现并在全省推进，关系到南沙新区建设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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