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6月16日刊登我院副院长刘刚教授文章：吹生结构性变革的种子。全文如下：
“种子”的萌芽、生长可能仅仅是一个小的偶然事件，但只要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呵护它、培育它，便会生成一系列传导机制和“报酬递增效应”，最终发展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制造业中心。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例如，三次产业结构的不协调、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区域发展的不均衡和需求结构的不合理。因而，对当前的结构性问题一定要有整体和科学认识，抓住结构调整的主导逻辑，实施积极主动的战略性调整。
历史经验一再表明，结构性变革往往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形象地讲，结构调整好比一颗引发新一轮增长的“种子”，隐藏在企业、产业和政府对外部环境变化的积极反应之中。“种子”的萌芽、生长可能仅仅是一个小的偶然事件，但只要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呵护它、培育它，便会生成一系列传导机制和“报酬递增效应”，最终发展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这种能够引发“报酬递增效应”的“种子”，我们称之为战略性调整，乃是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领域和方向。
“种子”能否破土而出，关键要看科技能否成功转化为驱动力。从经济增长的长周期来看，世界范围的结构性变革都是伴随着科技产业革命展开的，每一次都会引起新的主导产业的出现，以及新技术对原有产业的渗透和提升。这其中，科技新成果的产业化、特别是关键投入和新技术群的出现，正是变革成功与否的关键驱动力量。应当承认，中国在前一次科技产业革命中，只能立足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选择技术引进战略实施结构调整。这虽然使得“中国制造”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却仅能在低端环节徘徊不前。
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障碍大抵与之相关。例如，在三次产业结构中一枝独秀的制造企业，只能从事加工制造活动，而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科技金融、设计创意、研发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基本上都分布在发达国家。例如，东中西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重要原因就在于东部沿海地区聚集加工制造活动，未与中西部地区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再例如，城镇化更多由制造业而非科技驱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发展的质量与效益。
因此，率先启动和参与新的科技产业革命，应该作为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心。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五次科技产业革命的扩展期，与以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第六次科技产业革命的导入期之间。针对新趋势，一个总的思路是：结构调整首先要准确识别新兴产业发展的领域，启动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构筑先发优势，然后利用新兴产业发展带动关键投入和新技术群，以此改造传统产业和发展生产型服务业。
必须清楚，创新型企业在战略性调整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在中国，从事研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仅有少数供职于企业，结果导致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科技成果产业化仅为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科技创新资源上的基础性作用。
对政府来说，应为创新型企业提供更宽松的政策环境、更优惠的投资门槛，尤其是构建良好的创业创新环境，不断降低其面临的高昂成本与风险。此外，我们近年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创新型企业常常以内需为产品导向，因此，在政府的规划与政策设计里，应当突出围绕内需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事实上，发展经济和追逐中国梦的“种子”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粒“种子”就是现实经济中具有积极效应的小的、偶然的结构性变革事件。发现、推广和积极扶持这类变革，让创新活动为企业家所认识、接受，并且依靠再学习、再创新不断放大这种效应，这必将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强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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