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来的人才

　　为什么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选择回国？对此，饶子和的回答分外朴实：因为感觉被重视和信任。

　　彼时，饶子和一直有一个计划，要发展中国的结构生物学。因此，他向清华大学提出，要对方投资50万美元兴建一个结构生物学的实验室，“当时心里忐忑不安”。但短短几个月后，清华大学就同意了他的条件。“只有真正想要发展的社会，才会对科学家如此重视和信任。”饶子和受到很大震动。

　　这个实验室的设计由饶子和一手包办，其理念和现代化的仪器设备在国际的结构生物学领域都是很难找到的。他告诉记者：“当时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哈伯来参观，看了之后说，这是全世界最好的结构生物学实验室”。

　　彼时的饶子和一心一意搞学术。他向记者回忆，当时他还向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提出另一个要求：“既然我建了实验室，发展结构生物学学科，那你要给我点时间，在5年里不要给我任何行政职务。”

　　“做行政职务是奉献，是一种牺牲。奉献的时候，业务就麻烦了。”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请求。

　　在清华大学干了7年，饶子和领衔的科研团队在知名学术刊物发表了很多成果。因为这样，他引来了“老东家”的关注。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和副院长陈竺的努力下，清华大学把饶子和“借”给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也就是说，除了党组织关系，饶子和其他的人事关系等都还留在清华。这也为饶子和多年以后回归清华埋下了伏笔。

　　“这就是科学院的特点，它总是比较开放，在教育和科研领域总是比别人先走一步。”饶子和感慨，仅凭组织关系就可以到研究所当法人，在改革开放30年来，还是第一次。

　　责任感，是饶子和回归中科院后最深的感受。

　　“我对科学院是有感情的，我研究生时期的导师都在生物物理所。到现在，我还是一直关注着科学院的发展。”也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感情，给了饶子和厚重的使命感。

　　然而，在饶子和刚刚接手生物物理所时，这里的一切看起来却不尽如人意。

　　饶子和到中科院上任的第一天就遇到了大问题。

　　“当时有人要我签字，让我同意把整个生物物理所的7号楼出租给北京生物工程中心。让别的单位到我们门口来挂牌子，这个事情我绝对不同意。”如今饶子和在回忆起这件事时，仍然有些激动，“北京生物工程中心的主任雷霆是我的好朋友，为了这事，他急得跟我跳脚。我说跳脚也没用，咱们俩换个位子，这个字你也不会签的。”

　　经过几年的人才引进和学科建设，生物物理所在饶子和的带领下有了巨大的发展。他说：“我上任时所里把人员限制在100人，是个小所。现在这个所有1000多人，楼盖得还不够，还在继续盖，研究经费增长了两个数量级。”

　　在2003年暴发的非典危机面前，刚刚回归的饶子和也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绝非浪得虚名。

　　彼时，在饶子和的领导下，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实验室、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和中科院“华大”合作，组成了一支富有战斗力的“SARS研究小组”。当年4月20日，研究小组启动了“SARS全基因组蛋白质及相关多肽的大规模表达”科研攻关工作，一个月内就用大肠杆菌表达系统成功地高效表达了29个SARS病毒的重要蛋白质和功能片段，为抗SARS研究奠定了物质基础。

　　此后，饶子和等据此研制出针对冠状病毒的广谱抑制剂，引起广泛关注。

　　“现在你到生物物理所找任何人谈心，都知道我在生物物理所的业绩还是挺辉煌的。在生物物理所的发展史上，我是很牛的。”饶子和对自己付出努力后获得的成绩不无自豪。

　　他是一个自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