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3-6-7 彭科峰

　　“这就是科学院的特点，它总是比较开放，在教育和科研领域总是比别人先走一步。”饶子和感慨，仅凭组织关系就可以到研究所当法人，在改革开放30年来，还是第一次。

　　“老一辈教育家们，如张伯苓、蔡元培、梅贻琦，他们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教育理念。我们吃透了几分？做了几分？还没有吃透这些，怎么能随意谈创新呢？”在饶子和看来，高校要进行创新是不容易的。

　　求学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发迹”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在南开大学校长的岗位上声名鹊起，最后“卸甲”于清华大学生物系，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的每一步，在旁人看来都似乎无比荣耀，但在他自己看来，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院士和校长、科研机构和大学，饶子和顺利地实现了不同身份的转变。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时，他既得意于主持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时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对在南开治校时的许多创举颇为自豪。他说，在科研院所里，一线的专家当领导比较好，“好球员不一定能当好教练，但大多数的好教练绝对是好球员”。

从知青到科学家

　　4月中旬，游人如织的清华校园里，林荫道两旁的树木已经挂满了绿叶，夏日的气息渐渐浓厚。但饶子和所在的结构生物学实验室，却摆满了试验用的瓶瓶罐罐，到处弥漫着药水的气味，这似乎和外面的气氛有些格格不入。

　　“早就习惯了”，记者面前的饶子和态度分外和善，完全没有院士、大科学家的架子。这个昔日执掌国内知名高校——南开大学的“大人物”，如今似乎已经安于在清华执教的生活。

　　当然，饶子和也并非完全“归隐田园”。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也经常会出席学术会议，在生物学领域发表自己的意见。3月份，他还刚刚去了趟天津102中学，和中学生们分享自己对生命科学的理解。

　　有些人，注定“不甘寂寞”，饶子和即如是。

　　他是标准的“50后”，祖籍江苏无锡的他在南京出生并成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18岁的他就离开家，前往江苏苏北地区插队，这一待就是5年。

　　1972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始恢复招生，但只能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为3年。饶子和成为时代的幸运儿，他于1973年进入该校就读生物系。“当时有这么一个机会，有所谓那种半恢复高考的味道，当时有体检、考试、面试等各种程序，很有幸，我的档案被科大来招考的老师带走了。”

　　自此，饶子和向科学家迈出了关键一步。尽管招收的这些工农兵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但科大的教授们仍然耐心教导。

　　对此，饶子和印象很深刻，“到了科大以后，真是做梦一样，为什么呢？在梦中以前见过的那些大师、著名的科学家给我们上课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我好像离科学近了，好像有这种机会某一天也能够成为科学家了，所以我受了很多的鼓励，激发出我的梦想”。

　　那是个人才匮乏的时代。1977年1月，饶子和大学毕业后即进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在那里攻读研究生学位。上世纪80年代末，他又留学海外，在澳大利亚和英国攻读博士和博士后。毕业后，他随即留在牛津大学分子生物物理实验室做研究员。

　　从本科到博士后，他一直在生物物理领域“摸爬滚打”，从未远离。回想起自己曾经求学牛津大学的时光，他深有感触地说：“实验失败时我也会灰心，甚至常说‘我爱科学，但科学不爱我’。不过，作科学研究，就不能怕‘摔跤’。”

　　他是一个执著的人。

　　他在牛津大学工作期间，首次提出“HIV及其家族分子的装配模型”，在国际著名杂志Nature和Cell上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了重要科学论文，由此引发学界关注，名声大噪。

　　1996年，清华大学力邀他归国执教。考虑再三，他终于选择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