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信仰，我们的信仰就是文化信仰
袁鸣：非常精彩！我想再追问一下，跨文化传播确实有困难，要怎么跨过去，您有什么建议吗？
赵启正：我想，多读点书，多看点外国电影、外国小说，就会知道多一些，在与外国人的接触中也可以有所了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了解的过程中也要谨慎。
比如，当被问到宗教信仰时，我们的学生经常回答，我没有信仰。人家就很惊讶，中国人没有信仰？那还了得！你只能说我没有宗教信仰，不能说我没有信仰。
基督徒的黄金律是，要想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如何对待别人。美国的传教士问我，你们中国人信什么呀？我说，我们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说，哎呀，跟我们的信条一样，太伟大了！他问，这话是什么人说的？我说，孔夫子。他说，孔夫子这个人听说过，但不知道他具体说过什么。可见我们的传播力不太行。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要谨慎些，不要给外国人留下“中国人没有信仰”的错误印象。我们有信仰，只是不叫宗教信仰，可以叫中国人的信仰或者文化信仰。这一条大家要坚持，我们有信仰，要珍惜它，爱护它，发展它，否则，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何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全场鼓掌）
■我们给外国人一个苹果，不要加工成苹果酱，更不要提炼成维生素C
文化讲坛忠实听众：赵启正主任讲过，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在讲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有一些西方人士对我们有一种偏见，如何才能使他们跨过这些偏见？
赵启正：我们并不要求有机会与外国人接触的人都像我们的新闻发言人那样满口政治，或者像学者那样满口哲学，那就不需要公共外交了。公共外交要求你在和外国人的接触中清楚地讲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故事往往能够打动人，而哲学或政治语言很难打动人。
有一次，印度总统到上海来访问，参观郊区，当地的乡长向他介绍他们乡的建设情况。乡长的语言和政府工作报告差不多，从GDP（国内生产总值）说起，修多少路，做多少生意，建多少房子。听得时间长了，我发现印度总统有点儿不耐烦了，但他还是听下去了。然后一行人到乡里的一位农民家里看看，一位五六十岁的妇女向他介绍自家的房子，这个房子哪年盖的，这间房是我儿子、儿媳妇住的，那间是我和老头子住的。印度总统问，怎么儿子、儿媳妇住的比你们住的还大？她说儿子是国家的宝贝，儿媳妇是我们家的宝贝，所以一定要住好的。印度总统就若有所思，说了一句，在印度不是这样的。
我因此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就是你给外国人一个苹果，这个苹果就是“中国故事”。这个苹果可能是上海的苹果，可能是海南岛的苹果，都行；但你不要把它加工成苹果酱，更不要提炼成维生素C。维生素C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应该是让人自然而然吃进去的。你讲完之后，让人觉得，哦，中国的农民是这样的，中国的农民生活改善得不错，够了。只要求局部的、有限的共识，不要想完全说服对方。重要的是，我们要善于讲身边的故事，善于把你家里的这个苹果慷慨地送给人家。
这是一种文化性质的社会心灵的交往。就像刚才那位农民的家庭故事中，有没有打动人的地方？有啊！这个家庭很和谐，和谐是共同的价值观吧？家庭成员都对家庭比较忠诚，这是共同价值观吧？爱护孩子是共同价值观吧？尊重老人是共同价值观吧？把这些表达出来，对方自然就尊重你这个民族了。（全场鼓掌）
■如果言行不对，不但无助于提高中国声望，反而会成为负向公共外交
解放日报记者王一：请问三位嘉宾，你们认为在公共外交中，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应该怎样更广泛地参与到公共外交的事务中？具体应该做些什么?
赵启正：刚才舒乙先生说了，公共外交协会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对外国人做公共外交，一个是对本国人进行公共外交教育。这个教育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了解外国，了解自己，从而讲好中国故事。如果你的言行都不对，不但没起到提高中国声望的作用，反而成了负向的公共外交。所以我觉得，应该提倡正气，克服物质崇拜，这很重要。
对国内的公共外交教育本身是为公共外交服务的，一举两得。但对国民进行外交教育这部分，本身不是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针对外国公民的。提倡公共外交包括两件事，一个是加强对公民的公共外交教育，一个是对外国进行中国表达。
再有一点，你作为记者不是普通的人，作家一本书印十万、二十万册已经很不错了，而你们记者文章的传播面要大得多。你们了不得，好好做吧。（全场笑，鼓掌）
原标题：文化强国与公共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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