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著有《过度竞争论》一书。“过度竞争可以由竞争本身产生，也可以因制度性原因而发生，在我国过度竞争问题主要是制度性原因造成的”，这是他在这本著作中表述的观点。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过度竞争”从理论上说，应当不会出现。因为，一旦出现“过度竞争”，就有一部分参与者是得不偿失的(成本大于收益)，这部分参与者就会自动退出，尤其是那些原来获得超额利润的参与者更会主动退出。那么，为什么现实中确实又存在“过度竞争”呢？根本原因是“别无选择”。
他援引教育资源为例，如果有完全私立的优质学校，那些富裕家庭的子女就可以退出庞大的竞争队伍而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资源，同时，他们没有占用国有资源，所以对社会公众来说，也是公平合理的。另一方面，既然是“竞争”，就必定要有一定的门槛。同样是教育资源，对于那些不适合当前应试教育的学生而言，如果有关政策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优惠、优质的职业教育和较稳定的就业岗位，他们也就自然会退出那个“得不偿失”的竞争。这样一来，“过度竞争”的问题也就得以缓解了。
同理，从人人争当公务员这个“过度竞争”事例来看，由于公务员的预期收益不仅仅是公开的高收入高福利，也包括各种潜在的利益远高于其他行业，那么，“人人争当公务员”就是理性的选择。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方式是适当降低公务员的福利水平和增加公务员的风险(比如，公务员一旦违反职守准则，就必须辞退，并取消其各种预期福利。公务员的辞退率应不低于20%)。而公务员的收入福利水平，应该设定在全社会中等偏上。如果公务员的收入福利水平只是一般水平且有较大风险的话(前提是合情合理)，部分参与者也会自动退出争当公务员的竞争队伍。
学者们认为，过度竞争，不公平竞争，并非没有解决之道，关键在于既得利益阶层。以当下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问题来说，能影响教育决策的人，他们本身是既得利益者，鲜有人为了孩子的上学而发愁，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又可以突出主管部门的强势地位。又比如，通过行政手段将高校划分为三六九等，在教授岗位中划出不同的级别，其实是人为鼓励过度竞争，以竞代管，突显了掌握审批权的行政部门的地位。同样，企业是实行末位淘汰还是鼓励团队竞争，也彰显着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和智慧。
在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尚还薄弱的发展阶段，过度宣扬“狼性”，降低了人们的安全感，过去30年的效率至上、精英至上的发展模式面临调整。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过度竞争”从理论上说，应当不会出现。因为，一旦出现“过度竞争”，就有一部分参与者是得不偿失的(成本大于收益)，这部分参与者就会自动退出，尤其是那些原来获得超额利润的参与者更会主动退出。那么，为什么现实中确实又存在“过度竞争”呢？根本原因是“别无选择”。
他援引教育资源为例，如果有完全私立的优质学校，那些富裕家庭的子女就可以退出庞大的竞争队伍而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资源，同时，他们没有占用国有资源，所以对社会公众来说，也是公平合理的。另一方面，既然是“竞争”，就必定要有一定的门槛。同样是教育资源，对于那些不适合当前应试教育的学生而言，如果有关政策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优惠、优质的职业教育和较稳定的就业岗位，他们也就自然会退出那个“得不偿失”的竞争。这样一来，“过度竞争”的问题也就得以缓解了。
同理，从人人争当公务员这个“过度竞争”事例来看，由于公务员的预期收益不仅仅是公开的高收入高福利，也包括各种潜在的利益远高于其他行业，那么，“人人争当公务员”就是理性的选择。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方式是适当降低公务员的福利水平和增加公务员的风险(比如，公务员一旦违反职守准则，就必须辞退，并取消其各种预期福利。公务员的辞退率应不低于20%)。而公务员的收入福利水平，应该设定在全社会中等偏上。如果公务员的收入福利水平只是一般水平且有较大风险的话(前提是合情合理)，部分参与者也会自动退出争当公务员的竞争队伍。
学者们认为，过度竞争，不公平竞争，并非没有解决之道，关键在于既得利益阶层。以当下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问题来说，能影响教育决策的人，他们本身是既得利益者，鲜有人为了孩子的上学而发愁，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又可以突出主管部门的强势地位。又比如，通过行政手段将高校划分为三六九等，在教授岗位中划出不同的级别，其实是人为鼓励过度竞争，以竞代管，突显了掌握审批权的行政部门的地位。同样，企业是实行末位淘汰还是鼓励团队竞争，也彰显着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和智慧。
在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尚还薄弱的发展阶段，过度宣扬“狼性”，降低了人们的安全感，过去30年的效率至上、精英至上的发展模式面临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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