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天津3月11日电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际战略后，各界期盼“顶层设计”。与此同时，就诸多细节，政商学界热议不断。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刘刚教授，撰写《京津协同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关键举措》，把脉“京津”两个超大城市，指出，“京津协同发展的前提：城市功能发展的再定位”。本文，他提出：“‘三个结合’：制定和实施京津协同发展的逻辑主线”。

     如何做好京津协同发展这篇大文章，关键是从新的发展阶段---京津协同发展的基本内涵出发，做到三个结合。第一是要把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转移和扩散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结合；第二是要把京津协同发展与对外开放门户和东北亚经济协作平台建设相结合；第三是把京津协同发展与最富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建设相结合。

    通过第一个结合，在缓解北京人口快速增长压力，和转移、扩散非首都功能的同时，京津联手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现代服务业聚集区，为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供示范和支撑。通过第二个结合，充分利用自贸区建设的机遇，实现国际交流中心和对外开放门户的交融，立足投资与贸易便利化改革，把京津打造为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平台。通过第三个结合，彻底打破行政干预，摒弃权力和寻租经济，使市场在区域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作为京津协同发展的逻辑主线，三个结合提出的依据是京津发展的实际。首先，从2000年北京产业结构和就业增长的情况看，非首都功能，尤其是包括总部经济、金融和科技研发服务在内的生产型服务业属于就业人口增长最快的领域。第二次经济和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近年来北京市新增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型服务业。如果不能把就业人口增长最快的生产型服务业尽快转移和扩散到周边城市，北京人口和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将进一恶化。

    而可能激化和恶化北京人口，和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这部分资源，正是天津未来产业结构调整中急需吸纳和集聚的关键资源。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过程中，无论传统产业的高端化还是新兴产业的发展，都需要与北京科技创新和现代服务业资源的融合，而天津的空间和城市功能也为北京相关产业和资源的转移和扩散提供了可能。

    值得引起天津高度重视的是，北京科技创新和现代服务业资源的扩散一直都在发生，不仅向天津和环渤海地区扩散，而且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扩散。科技创新和服务资源扩散和集聚的速度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需求的拉动；二是市场机制的协调。从天津发展的实际看，无论从企业还是从产业结构的调整看，都需要吸引和借重北京的科技创新和研发服务资源，但是关键问题在于，由于天津市场活力不足，对相关资源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因而，以打造最富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是天津实施京津协同发展战略的基础和条件。

    尽管由于日本政府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使中日关系目前处于紧张状态，但随着东北亚形势的转变，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把作为国际交流中心的北京和作为对外开放门户的天津结合在一起，共同打造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平台，将有利于亚洲经济发展和政治局势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