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刘刚教授撰文《京津协同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关键举措》。在开篇中，他谈到，无论从推进国内经济转型还是从促进东北亚经济合作的视角看，京津冀，尤其是京津的一体化，将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如何打破传统思维，制定和实施京津协同发展战略，把京津地区发展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金融中心、文化时尚中心和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和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新平台，是新的发展阶段，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心。准确把握京津冀一体化和京津协同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是理清发展思路和制定关键举措的前提和基础。以下为第一部分：“京津协同发展的前提：城市功能发展的再定位” 

    经济活动的协作是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之上的，立足于比较优势形成的城市功能的专业化，是城市之间协同发展的前提。长期以来，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城市之间，尤其是京津之间缺乏以比较优势为基础、明析的专业化功能定位。例如北京，在计划经济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依托独特的政治资源，其城市功能不仅包括作为首都功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而且包括非首都功能的科技教育中心、金融中心和其他经济中心。随着北京城市功能的泛多元化，人口的过快聚集和空间的野蛮扩张，使城市患上了严重的“大城市病”，人口和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从发展的实际看，非首都经济功能的野蛮增长，是北京“大城市病”产生的根源。更为严重的是，许多依赖行政权力发展起来的非首都经济功能，是权力经济的结果，扭曲了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严重的“寻租”现象。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深化改革思路相悖。而地方主义的“一亩三分地”思维和行政干预，一方面加剧了非首都经济功能的集聚，另一方面阻碍了通过市场配置纾解非首都经济功能的可能。 

    因而，京津协同发展的前提首先是还北京首都功能定位，通过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的着力打造，加快成长为世界城市。其次是还天津北方经济中心的功能定位，与北京联手建设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研发转化基地、国际航运中心、对外开放的门户和宜居生态城市。在明晰各自城市发展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才会存在京津协同发展打造现代“双城记”的可能。 

    对京津城市功能的再定位不仅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而且代表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未来。从历史的角度看，立足各自的比较优势，作为近代“双峰经济”一峰的京津，各自拥有专业化的城市功能分工，而向“双峰经济”的回归是京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未来。从目前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实际看，只有在清晰了城市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才可能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京津之间的协同发展和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