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清友：应该看到，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每一个地区的定位和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总体上，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整个地区的要求是“减法”、是疏解功能。无论是产业布局、优化，还是产业转移、过剩化解，甚至简政放权等方面，趋势都是“减法”。

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疏解是做减法、化解过剩产能是做减法，河北的思路也需要转变为做优做强企业、吸引民营企业、吸收民营资本等方面，而不是继续延续过去的铺摊子、上项目等“加法”。推进区域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加减法，而是整体要做减法，降低各地对市场设置的行政性限制，确保商品、资本、人口的自由流动。

京津冀产业要有分工不能同构

●北京主要涉及五类产业的转移

●天津可以定位于发展现代装备制造

●河北在承接京津功能疏解的过程中需要差别定位

证券时报记者：现在北京已有企业转移到河北，河北一些城市也兴建了一批产业园区，准备承接、对接北京转移出来的产业。在您看来，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应如何转移？这个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三地功能如何定位？产业又应如何重新布局？

马晓河：在城市定位方面，要把京津冀建成中国最具增长潜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产业要有分工，不能同构。

目前来看，北京、天津和河北的产业都应该重新定位。如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世界级古都和现代化特大城市。因此，应该将重加工、污染的化工、钢铁产业迁出北京，定位为国家重要的交通枢纽（包括铁路、高速公路、航空），高端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研发软件服务，重点发展金融、商贸、文化旅游甚至一些现代服务业。总而言之，北京的产业结构不能重型化，重加工、汽车零部件都应该向周边分散，建成研发地、科技孵化基地，以此向周边辐射。

天津可以定位于发展现代装备制造，包括电子信息、汽车、医药化工、新能源、环保设备、国际航运、物流等。

河北首先是绿色和生态农产品[-0.82% 资金 研报]生产加工基地，为北京和天津提供优质农副产品；其次是先进制造业基地而非落后制造业基地，既不能有污染，还要为北京和天津的发展留下一些后备空间；另外一个核心的功能定位是保障北京和天津的生态，尤其是北部，要建立生态屏障。

总体来说，河北既是京津的后花园、旅游休假地，又是产业转移承接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基地。而且，河北的先进制造并非要新发展，而是从北京和天津转移过去。其原有的制造业，一部分落后产业要淘汰，另一部分通过改造升级变成先进制造。现在河北的问题是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应该把钢铁、水泥、燃煤、化工等污染大的产业逐步淘汰，再承接北京天津转移产业，即淘汰一部分、承接一部分。

在产业链分工方面，国际产业分工像个微笑型曲线，中间低两边高，其中左边是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右边是市场销售、品牌服务等，中间是加工制造。在这些产业链结构中，很难说北京和天津谁在左端谁在右端，要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来定，一边是产前一边是产后。因此，从分工上讲，北京和天津应该是在微笑型曲线的两端，河北在中间，淘汰落后工艺及落后的制造业，发展先进工艺和先进制造业。

管清友：以河北来说，河北在承接京津功能疏解的过程中需要差别定位。

首先是推动京津冀沿海大自贸区建设。把河北东部沿海经济带纳入京津冀大自贸区，培育河北最核心的经济增长极。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港口作用，主动对接京津，尤其是天津滨海新区，尽管天津港资金研报的自然条件不如河北的一些港口，但是天津港的腹地比河北港口大很多。

其次是重点建设京津周边的卫星城。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宜搞什么副中心的名头，而是打破行政层级，发挥本地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生活、旅游、休闲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城际铁路的连接下，中小城镇可以成为京津人口转移的首选地。

三是明确张家口、承德等地的生态功能、旅游城市定位。借助京张联合承办冬奥会、国家大力治理环境污染的优势，加快生活、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迅速为这些城市打上生态、旅游的标签，吸引高端人群居住创业。

张贵：产业转移，即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我认为天津5年后也会像北京一样，遇到城市功能疏解的问题，因此需要通盘一并考虑。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主要涉及五类产业的转移：一是三高一低产业，主要是二产，2013年它在北京整个GDP占比不到1/5，产业转移不能仅盯着这块，毕竟其体量太小，即使全部给河北其带动作用也十分有限；二是具有一定附加值和无形资产的产业，如高校、医院、养老等；三是附加值不高，但能够引来大量人口流动和集聚的产业，如大红门等区域性批发市场；四是一部分央企、外资的总部；五是一部分行政事业单位，主要是非首都功能性的，这部分很少。产业转移主要集中在前四类，这些产业中哪些是真正适合区域发展的？并非目前看到的将大红门迁到白沟、凌云迁到河北邯郸这般简单。以后者为例，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因为凌云属于“三高一低”的企业，搬到河北邯郸只是雾霾晚几个小时到北京，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样的企业不利于北京，也不利于河北，其出路是关停并转，这里的“转”包括转型与转移两个含义。至于为什么还有地方承接它，这恐怕是市长、县长的选择，不是市场的选择。

周立群：就京津冀的产业转移来说，实际上有多种形态：一是实体产业和存量整体转移，如首钢整体搬迁，这是个产业平移的过程，当然在转移过程中产业也要升级。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京津两城市会有部分产业平移，河北要做好这部分产业的承接。二是产业链延伸。总部不动，其生产基地向外延伸，这是一种增量的扩张和延伸，天津、河北对接要特别关注这种产业链延伸。三是功能拓展。北京作为政治、文化、金融中心，需要强有力的区域网络和服务体系，功能的拓展和相互对接，不仅可以放大首都功能，也把津冀的功能释放出来。如天津与北京的金融对接，大大拓展了天津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的空间。

针对产业转移的不同形式，要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产业承接点、产业延伸点、功能拓展点，这是个共赢的过程。这不是掏空北京，而是做强北京。要做到这点，我们的视野就不能局限于本市、本省，必须有一个区域观，准确把握京津冀的需求。

建立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

●应该有选择、有重点、分步推进

●必须建立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京津双城关系，唱好京津“双城记”

●长期看必须分清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证券时报记者：在京津冀三地，其功能定位明确后，在协同发展路径选择上，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管清友：京津冀协同发展，当前急需政府打破行政区划对基础设施的垄断，实现交通一体化。这里需要强调一下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短期看，中央高层的推动、发展规划的出台意义重大；但长期看，必须分清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当前政府需要做的是打破行政区划对基础设施的垄断，实现交通、设施等一体化，并且按照产业和城市发展规律制定战略性产业规划，而在其他绝大多数微观经济决策上，更需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张贵：目前，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还没有出台，一些城市就迫不及待地出台了自己的规划，这并不合适。因为，在顶层设计没有制定出台之前，地方擅自出台自己的规划，容易形成市场的不确定性导向，带来不确定性的信息。在顶层设计尚未出台这段空白期，地方不要急于出台什么规划。地方政府现在一定要冷静思考自己到底能做什么？自己有什么？自己缺什么？自己的优势、劣势在哪里？北京愿意转移什么？自己愿意承接什么？这个要想清楚，搞明白。

京津冀协同发展再次启动，不能重复原来的开发模式，一哄而上，跑步进京拉项目，相互砸价，恶性竞争。

三地在协同发展过程中，应该有选择、有重点、分步推进。这方面国外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有重点分步推进的好处在于，不至于走过多弯路，能集中精力办大事。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各地信息应该公开透明，如，北京可建立信息平台，信息公开披露，明确自己要转出什么？河北也可以信息公开，明确自己要承接什么？不承接什么？一定要有一个清单，特别是不承接什么，这个是政府可以做的。另外，要把自己的承接能力提高上去，加快园区配套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这是地方政府现在可以做的，是利地、利民的事情。

京津冀协同发展这盘棋不是在几个月、几年能够下完的。世界大城市都市圈的发展历程表明，这需要经历30年的调整才能到位，有的甚至长达50年。如果我们急于2、3年或5年任期内搞起来，没有充分思考，没有充分论证，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因此一定要慎重，要冷静。

马晓河：首先，实现三地协同发展必须建立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路水电气网都应该按照城市群内部统一标准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也要考虑在三地之间的可转移可接续问题，这实质上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如何实现同城化。

在产业发展方面，河北在淘汰一部分高污染产业或落后产能的时候，要迅速承接一部分从北京天津转移过来的先进制造业，填补相关缺口，以避免产生相关的经济社会震荡。如果这个缺口填补不及时，河北的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影响。目前来看，此项工作还没有建立起来，应该抓紧进行协调。

周立群：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京津双城关系。要打好京津冀这张牌，首先要唱好京津“双城记”。京津双城关系在整个京津冀乃至环渤海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是最关键、最核心的，需先行，通过京津双城联动，带动河北的发展。此外，要鼓励三省市、一直到区县的协同探索创新，激发市场的活力，真正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区域内要素顺畅流动，也是一篇大文章。破解这个难题，需要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发展民营经济的冲击力，激发市场活力。

设立基金为区域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基金

●建立三地统一的产业转移和共建基金

●建立产业创新基金

●尽快酝酿和谋划建立生态补偿基金

证券时报记者：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产业转移、公共设施共建、环境治理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您认为，如何解决这些资金需求？

马晓河：应该从三地的GDP或财政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基金，专门用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如城际间的管网、铁路、轻轨、高速公路及信息联通等，以避免出现横在城市间的“鸿沟”，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先行的交通一体化提供资金保障。

张贵：应建立三地统一的产业转移和共建基金。资金主要有五个来源：京津冀三主体、中央和市场。如河北承接北京转移过来的产业，应该两地共建产业转移基金，由于京津冀区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应该由财政转移支付一部分，做基本的公共产品，还有就是公共服务向社会购买，即借助市场的力量，引导大量的社会民间资本进入，他们最知道市场需求在哪里？也是最富有效率的。

还有，要建立产业创新基金。京津双城联动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而京津最核心的是科技。要将京津打造成创新共同体。这里涉及的是28个省级以上园区，23个城镇，国土面积达8千多平方公里，这是个核心区，优质资源都集中在里面，能否将之打造成世界级的科技产业带，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而要打造世界级的科技产业，就要建立产业创新基金，通过基金的运作来激活资源，引领创新。基金的发起人可以是政府，也可以引进战略投资者，采用市场化运作，基金主要投向新能源、新材料、机器人、航空航天、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等产业，这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周立群：协同发展意味着三地的产业转移和要素流动将加大，同时对环境的共同治理力度也将加大。为支持这一变动需要金融支持，应尽快酝酿和谋划建立区域性产业转移或合作基金和生态补偿基金。通过这一途径动员、筹措社会资源，支持区域发展。同时这也是区域金融创新的契机，与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一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引导下，基金的设立筹措主要依靠市场，包括社会资本以及国际资本，基金采用市场化方式运作。我们现在完全具备这种能力，社会资金充裕，只要机制健全，基金规模就能够做大，可以有力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