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青年报》最近报道的“学术规则这次败给了科研管理规则”一事，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对记者指出，此事反映出我国科学评价的困境。

　　今年，南开大学教授张伟平院士与人合作在顶尖学术期刊发表一篇论文，按照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统计，不能算作南开的成果，只因他是“第二作者”。而依据国际数学界惯例，合作论文署名以作者姓名的英文拼音首字母为序，作者并无贡献大小之分(见本报6月20日1版)。

　　对此，龚克认为，张伟平教授希望得到的其实是对学科特点和学界共识的尊重。不仅是数学，其他一些领域也有以字顺署名的惯例，情况多种多样。我国一直纠结于“第一作者”、“通讯作者”，重要原因是缺乏科研诚信环境，出现了一些对成果没有实质贡献但仍“搭车”署名的滥竽充数者。对于科技成果进行一些计量的评价是有其合理性的，它可以抑制主观随意性。就拿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论文统计来说，他们一直在向着注重质量、注重影响力的方向努力，并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于突出“第一作者、第一完成单位”等，“这个做法的正作用是抑制滥竽充数，副作用是不利于合作” 。

　　龚克说：“我们的科学评价体系确实不能让滥竽充数、人情作者等有悖科研诚信的行为得逞。但是，在当今大科学时代的科学活动里，合作是个非常重要的要素。这个要素在目前的科学评价体系里没有受到激励，甚至是被抑制的。改变这个困局不是某个单位可以为之的，它需要科技工作者和方方面面的管理者共同努力。”

　　他举例说，不仅在论文统计方面，国家科技奖评选也存在此类情况。很多获奖成果是多方合作的产物，而报奖时需要排出主次，甚至限制合作成员的数量，这已经带来很多问题。有实例表明，有的合作团队在一次获奖之后就散了。“你说是科技工作者有问题吗？如果他们有问题，为什么他们那么多年能够合作做出成果？实际上真的是评价体系的问题。所以，科学评价还是需要更加‘科学’一些。”

　　20多年前，中国学术界引入了SCI论文评价指标。龚克认为，以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来看，SCI把科研工作者和管理者的目光引向国际舞台，引向国际学术影响力，是利大于弊的。而到今天，“可能利不那么大、弊处非常明显了”。在他看来，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进行科学计量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行政部门把它们当做“绩效指标”与资源配置挂起钩来，“牵着高校的鼻子走，这就使我们感到很难受”。他呼吁，国家学术资源分配应该与此脱钩，至少不能简单地与其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