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天津是城镇化率最高且提高最快的城市之一，而非农化率却提升较慢。其原因在于农民就业转型滞后。提升我市城镇化质量，使农民更多受益，需重视非农化率的提高，尤其是农村转移人口就业创业率的提高。

本报告在调研基础上分析了农民转型就业的难点与制约，并建议：1）进一步放宽非正规就业限制，鼓励农民创业和自谋职业。2）根据农民自身特点和就业创业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技能实训。3）因地制宜地培育和拓展产业，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一、非农化率滞后于城镇化率的问题值得重视

天津作为后发城市正处于快速成长期，高投资、高增长、高集聚是现阶段的典型特征。2013年天津GDP达14370亿元，较2008年翻了一番多，人均GDP超过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随之而来的是天津的城镇化进程也大大加快，城乡收入比逐年缩小。

天津的城镇化率从2008年的77.23%快速提高到2013年的82%，五年来年均提高一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共计增加61万（含外来常住人口）。但天津非农化率在过去的16年里只提高了五个点（从1996年的57.12%到2012年的62.06%）。

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中，应重视非农化率的提高。发达国家和我国先发地区城镇化的成功经验是非农化率高于城镇化率。出现这种情况的有两种原因：一是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人们居住在农村但工作在城市），二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如2008年嘉兴的城镇化率是50%左右，但是非农化率达到90%。

为什么天津会出现城镇化率持续高于非农化率的现象呢？从统计指标的内涵看，城镇化率是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衡量的是土地城镇化水平；而非农化率则是指不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口，反映的是人口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率高于非农化率意味着城镇地域上生活着农业人口，这些人因为所居住的土地城镇化而变成了城镇人口，但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仍属于农业人口。导致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原因或者是城镇化超前发展；或者是农民就业转型滞后。

目前我们统计的方法和关注的焦点仍然是土地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侧重数量，而人口城镇化侧重质量。因此，非农化率指标才是真正从人口、就业、产业角度衡量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度量。目前天津的城镇化率高于非农化率十几个百分点，这表明土地已经城镇化而人口尚未完全实现就业转型。如何提升非农化率进而促进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提升我市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的重要一环。

二、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就业的难点与制约

从2010年至2013年间，笔者及所在课题组对新建成的示范小城镇进行了跟踪入户调查和深度访谈，主题是快速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农民就业与增收，调查范围涉及示范镇管委会、村委会、居委会乃至千余示范镇农民家庭。

2010年对华明镇147个家庭的364个劳动力的调研结果显示，13.7%的农民是想就业但未能找到工作，较换房前增加了4个百分点。被调查者认为生活最大的问题是生活费用高（43%），其次就是就业问题（20%）。事实上，只要就业解决，收入得到提高，生活费用高也将不再是问题。但是，无论是新建成的工业园区或农业园区，华明本地人就业的人数和比例很低。同时，居住社区为维持社区市容而对非正规就业的门槛较高，这就使农民的就业成为难题。

2013年，笔者再次对东丽区华明镇、西青区张家窝镇、津南区葛沽镇、北辰区双街镇四个示范小城镇的225户换房家庭的521个劳动力就业进行跟踪调研，结果显示：务农比例为0，自营工商业10.7%，靠打工为生的占总体的52.9%，剩余的三分之一则依靠政府发放的补贴生活。从收入情况看，总体收入虽有提高，但由于支出增加更快，因而总体净收入呈现负增长。

表1  2012年和2009年收支状况对比（剔除物价因素）

发展经济学对各国农村工业化进程的研究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不可能一步转入技术部门和新兴产业，而只能在劳动密集和技术落后的工业部门。

我市试点小城镇换房以后释放出大量渴望就业的家庭妇女和从前兼业的农民。鉴于此，许多专家和研究成果建议工业园区应选择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和第三产业，以增加转型农民的就业，缓解就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但是，这种思路却有悖于天津产业发展的高端化、高新化和高质化，工业园区的产业定位一般都很高，多选择知识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难以拉动居住社区缺乏技能的农民就业。

同时，靠农业园区给本地农民带来就业岗位也存在许多制约。一方面，现代设施农业不再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减少；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务农，农业园区大部分由外地来的种田能手承包经营，所以农业园区并不是吸纳本地人就业。农业现代化对劳动力需求降低，对劳动者素质要求提高，不能在农业就业的农民不能吸纳为城市就业又无法退回农村，这势必会引发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