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为了正面报道而不惜说谎。为了国家利益，必须说实话，”昨（27）日，75岁的赵启正在其新书《直面媒体20年》研讨会上称。 我们塑造不了国家，我们只是国家的一部分。国家如果没有腐败，没有贪污，传播的就是零污点的。不等于我是为了正面报道，我不惜说谎，为国家利益必须说实话。

被称为“中国第一新闻官”的赵启正，原是学核物理出身。1990-1998年，赵启正在上海浦东工作，曾是浦东新区管委会的首任负责人。他于1998年调入中央，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被誉为“中国政府公关总管”。2009-2012年，赵启正连续四年担任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

全国政协的发布会每年只举办一次，是“两会”期间的第一场发布会，每次都有数百名中外记者参加。因为政协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机构，所以没有提问范围的限制，问答内容也就五花八门，往往涵盖了当年中国最重要的新闻主题。

2012年，赵启正就针对“王立军事件”回答过外媒问题。他当时说，王立军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已经请假不能出席“两会”，建议提问的路透社记者去采访薄熙来。这也是王立军事件后首次有北京官员公开透露其信息。

《直面媒体20年》一书，选登了赵启正接受内外媒体采访的60多篇文章，面对媒体包括美国时代周刊、俄罗斯电视台等，“这20年，我的发言也是从幼稚到相对成熟。”  

该书责任编辑、新世界出版社中文首席编辑钟振奋说，每次全国政协的发布会，赵启正都会有好几个小组预演可能出现的200多个问题。正是这样的精心准备，才能“微笑着回答尖锐问题”。

“方的说成圆的，实际上效果并不好”

中国新闻发言人是如何炼成的？这个话题的提出，大背景是在很多政府部门尤其在地方，官员还停留在“防火防盗防记者”的心态。

“有的部门和有的地方，还是把新闻发布仅仅当做危机公关的渠道；即便是那些常态化的例行发布会，有的地方还把它当做负担，”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中外媒体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唐润华坦言，有些部门“有意无意还是按照宣传的套路来操作新闻发布，要不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和需要来选择发布信息，要不就是缺乏与公众或媒体的信息交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说自话。”

“随着全球化当中中国地位的提高，随着中国公众知情权的增加，政府的政治透明度也要迅速增加。这是我们国家民主建设的需求，”赵启正说，新闻发布会提供政府信息，同时获得公众监督。

“新闻发布会如果做得不好，会产生灾难，我们这个亏吃得很大，”他说。  

赵启正认为，新闻发言人应有“适当的幽默感”，过于强调技巧，会导致“巧言令色”，也不尊重记者和受众。

唐润华还指出，有些发言人，很喜欢用“外交语言”，也就是“绕弯子、打官腔、说套话”：“居高临下，在什么什么领导下，在什么什么帮助下，在什么什么配合下……还有一种就是狡辩，可能这些新闻发言人个别的会觉得这是自己很得意的地方，方的我能说成圆的，但实际上效果非常不好。”

决不能全国人民都说一套话语体系

在中国有“发言人三剑客”的说法，其中两位“剑客”也出席了昨日的研讨会：公安部前发言人武和平、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

“文化软实力是说服，不是征服，”王旭明说，“我们研究说，敢于说，说得好的人特别特别不够……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故事都不会讲，连脱开稿子都不会讲，何谈讲好中国故事？……富豪如何变成绅士，就要靠你的说。”

“时代走到了今天，我们决不能全国人民都说一套话语体系，都按照一套话语体系来打磨，来表达，那是对历史的不负责，对未来的不负责。”

前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也说，自己作为“一介武夫”，“摇身一变成了面对中外记者的文和平”，也要感谢赵启正的启发。

“西方记者的新闻价值取向，一时难于改变；但我们完全可以改变他们的报道基调和内容，”他说，在话语方面，要注意不要使用那些陈旧、过时的语言，比如“桥头堡”、“垃圾堆”、“披着羊皮的狼”，很容易引起误解。

武和平认为，目前中国的新闻发言人，还有两个突出问题：一是重大突发时“不敢说、不愿说”，源于“怕言多必失、怕形象受损、怕政治失分”，导致重大灾难事故时“千呼万唤始出来、千追万问不明白”；二是“不会说、不善说”，是不了解传播规律，不掌握话语常识，常以权力的傲慢，官僚的冷漠，责任的缺位，造成“雷人之语”。

“像习近平提出的领导干部能力的提高，重要的一条就是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因为诚恳度决定透明度，透明度决定公信度，公信度决定话语权，”他说，“没有刁难的问题，只有没有准备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