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和讯网：田院长您好，我是和讯网的记者，非常高兴今天能采访您。刚才您主持了欧亚论坛，也提问了很多嘉宾，但您自己对“一带一路”的看法是怎样的？对金融创新有什么想法，您能说说吗？

      A田利辉：谢谢和讯网的网友们。从我对“一带一路”的认识，这是我国重大的战略决策，它是需要做的事情。因为一是美国正在实行它的TPP和TTIP，我国只有形成自己的一个贸易伙伴团队，我们起码才在和美国谈判上有了我们新的筹码。第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是一定需要进行和加快的，“一带一路”也推动了我国人民币世界地位的提升。 第三，我国需要调结构，转增长方式。目前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和“一带一路”密切相关，既有利于我国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一带一路”各国经济的增长，是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世界的共赢事件。

      Q和讯网：您提到经济增长的方面，您之前有过很多的建议，但有一个建议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您提出说在注册制的基础上，在天津也开一个证券交易所。我们现在知道除了沪深两市之外，还有北京的新三板和深圳的创业板，上海马上要有一个股转系统。我们现在还有必要在天津再开一个交易所吗？

      A田利辉：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中，两家交易所并不算多，像新三板一直有一个规则，如果做得好的话它试图转板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而我国很多的企业都需要通过股权进行直接融资，都希望能够上市去发展。所以，我国推出来了新的改革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实行注册制，这是指公开的市场，不是指 三板市场和新三板市场。在沪深股市交易所推动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在法理上是有所纠结的，所以，他们在等待着人大修改法律，但是我们《证券法》恐怕修改的版本有点多了。 第二，如果在上海、深圳目前的证券交易所状态下推出注册制，对以前的法律承诺，对以前的股民，对现有的上市公司的估值恐怕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会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金融和经济在今天是绝对性的密不可分。我个人很不赞成那些认为股市和实体经济没有关系的论调。可是我们的企业又的确需要融资，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为什么不另起炉灶，为什么不再做一个新兴的东西？可以在西安，可以在广州，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再建立一个新的证券交易所，在建立之初我们就采取最流行的国际规范，就直接采取注册制。契约和投资者讲清晰了，后面的发展就变清晰了。沪深如果实行注册制意味着契约的重大更改，而这种更改恐怕不是一蹴而就 的，导致的结果到现在《证券法》修改仍然没有完成。

      Q和讯网：刚才您提到《证券法》修改到现在仍然没有完成，包括今年大家对注册制有很大的期待，但由于今年股市的波动使得注册制，现在新股发行延缓了，IPO叫停了，很多人认为注册制也会延后，您对此怎么看？

      A田利辉：这很大的因素取决于《证券法》的修法进程和我国监管当局的意志，实际上注册制更容易在熊市中推出，而不容易在牛市当中推出。在牛市当中推出会带来股市的暴跌，那些认为注册制会直接带来股市继续增长的观点，恐怕和基本理论并不相符。那么在熊市因为已经跌无可跌，再推出注册制确实是有可能的，但这也意味 着然后的牛市的到来恐怕是步伐迟缓的。目前我国处在一个新常态的经济阶段，我国目前的的确确需要一个缓慢生长的、估值合理的慢牛市，这样能够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所以，这几个是一脉相承的，我主张我们应该开辟第三方的一个新的证券交易所，以新的注册制直接为基础，但是对于沪深股市恐怕不应该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