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型城镇化要求“农二代”就业转型，就业转型是就业状态从无视劳动者权益的劳动力粗放使用向以人为本的稳定体面就业转变。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积累造就了“农二代”新的无产者阶层，农民工依靠打工维系生存而难以实现发展权利；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三重约束延长了“农二代”就业转型视窗；派遣用工如同披着羊皮的狼仍在啃噬农民工劳动权益；社会歧视加剧城乡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农民工难以实现职业发展和同工同酬愿望。“农二代”就业转型仍在路上。

一、城乡收入差距积累造就了“农二代”新的无产者阶层

就业转型是就业质量的一次飞跃，即就业状态从无视劳动者权益的劳动力粗放使用向以人为本的稳定体面就业转变。农民工就业转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工二代”相比，“农二代”当属无产者阶层。城乡收入差距造就了第一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实现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转移就业，劳动收入有所提高。但这种转移就业多是利用农闲时间的季节性转移，农民工劳动收入、劳动条件、劳动时间和职业卫生安全等劳动相关权益没有得到保障，劳动就业性质属于灵活就业，农民工其实是没有真正融入组织的临时工和游离于组织之外的自雇佣者。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获得的是生存工资，多年打工积累尚不足在家乡建造一处住房，更不用说给第二代农民工留下什么积蓄。1998年实行住房市场化改革后，城市房产尤其一线城市市价不断飙升，每个城市家庭拥有至少一套房产，这些房产最终将会留给子女。相比之下，农村住房所值了了。即使第二代农民工继承了父辈的住房，他们也没有多少财产。新老农民工之间产生贫穷代际转移，形成了“农二代”这一新时期无产者阶层。

二、三重资本约束延长了“农二代”就业转型视窗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给“农二代”就业转型施加多重约束。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就业质量的根本因素。人力资本度量产品创造能力。劳动收入、劳动条件和劳动福利等归根到底都是劳动产品分配的结果。在劳动分配能力既定的前提下，产品生产数量决定劳动者就业质量。与城市居民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打工目的是补贴家用，改善生活水平，他们没有能力和时间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第二代农民工完成9年义务教育后就去打工。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09年21-25岁之间的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为31.1%。表明三分之二以上的“农二代”学历是初中及以下。人力资本水平存在门限效应，学历和技能达不到一定水平将被拒于相应劳动力市场之外。2011年中国就业网调查显示， 54.2%的用人单位对技术等级有明确要求，70%的“农二代”只能与城市劳动力竞争36%的就业岗位，即使竞争胜出，这部分农民工也大都从事低端岗位。

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指存在于私人以及社会关系网络中并能够被用来达成自身目标的社会资源，主要包括关系型社会资本和组织型社会资本。“农二代”就业需要借助社会资本搜寻岗位信息，需要借助熟人举荐才能较快被组织认可。但“农二代”除同乡外，在城市几乎没有关系型社会资本。而在组织中，“农二代”主要从事低层次的体力和技术性岗位，难以晋升到较高层次的职位，组织内社会地位较低，交往面较窄，难以形成有效的组织型社会资本。

心理资本。心理资本是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农二代”自我效能感较高，但坚韧性较低。他们学历普遍高于父辈，城市发展的心理预期较高。但却没有经历父辈的磨难，吃苦耐劳和心理受挫能力低于父辈。现实中制度和体制因素对“农二代”形成层层约束，期望往往与现实差距较大，一旦预期受挫就会心灰意冷，走向极端。富士康N连跳就是例子。“农二代”有较高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但心理资本不足，屡屡受挫可能会产生心理问题，这不但对就业转型，也会给自己身心健康带来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