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有效应对发达国家制定的新型贸易规则以及新常态下国内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国家在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成立基础上，相继批复了包括天津在内的多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天津自贸区具有产业功能相对完善、发展定位相对聚焦、融资租赁特色明显、管委会行政管理等特征。天津自贸区建设的措施主要是集中于：扩开放、降成本、增(潜在)收益、促改革。扩开放等措施对于相关产业的影响是渐进，企业得利的确定性程度为中；降成本措施对相关产业支持最直接，也最有效，企业得利的确定性程度为上；增（潜在）收益的措施对相关产业影响是潜在的，企业是否可以直接获益则不确定，企业得利的确定性程度为中上。上述三类措施对于相关产业产生影响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津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管理部门的管理、服务和协同能力，因此自贸区更多是革政府的命。相关企业应抓住自贸区建设契机，顺应发展趋势，早作准备，找准机会，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企业也应根据理性研究和分析自贸区建设与自身业务的契合点，避免进行政策投机。

一、我国设立自贸区的战略背景

2013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赴上海考察，上海市汇报了设立自由贸易园区的想法。总理当场表态鼓励支持上海积极探索，在现有综合保税区(三港三区，即洋山港、外高桥港、浦东机场空港以及洋山保税港区、外高桥保税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建立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2013年7月，国务院原则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自贸试验区内暂时调整外商投资法律规定之相关行政审批，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并且同时公布了第一版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准入负面清单。

自贸区从国家领导表态、法律法规调整以及正式挂牌成立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一方面说明了央地及相关部门高效的办事效率但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了自贸区设立的紧迫性以及重要性。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完全是中央政府为了有效应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型贸易规则变化以及新常态下国内经济转型发展需要试图通过“开放倒逼改革”的理性产物。

1.有效应对发达国家制定的新型贸易规则

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2013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已经4.16万亿美元，超越美国跃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的对外贸易实现历史性突破，我国已经成为加入WTO后的最大赢家。但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竞争力不足，发展较为滞后，2013年，中国服务贸易额为5396.4亿美元，逆差1184.6亿美元，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尚不足美方的一半。

另外，当前WTO面临的较大的困境，特别是《纺织品与服装协议》的长期搁置和农产品补贴问题导致多哈回合的破裂更是使得WTO面临被抛弃的危险，而后金融危机时期，基于自身利益对世界贸易主导权进行争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和PSA(多边服务业协议)纷纷进行谈判，试图重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这些贸易规则不同于传统的FTA（自由贸易协定）模式，将使现有国际贸易投资体系向更高标准的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更加强调公平竞争和对知识产权、政府补贴等权益保护方向发展。而这些变化对于刚刚适应了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存在较大不利影响^[1]。

面对这一变化的外部形势，中国应主动应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构筑的新型贸易规则，按照之前的成功应对经验，即在国内发展较好的局部区域内按国际高标准进行试验，摸着石头过河，进而全部实验成功后在为向国家推广以及全面系统的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2.新常态下国内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也存在着“高投入、高能耗、低效率、低效益”等特征。据统计，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土地利用率不断下降，我国城镇人均建设用地从2000年的130平方米上升到2012年的142平方米。城市用地单位产出率上海只相当于纽约的1/29、香港的1/14。其次我国的经济发展效益较低。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仅为美国的21%、日本的32%，且由于多数行业处于国际分工低端，导致我国产品附加值整体偏低。此外，我国投资效率低下，据测算，我国GDP每增长1美元，大约需要5美元的投资，资金投入成本比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时期要高40%之多。我国的投资率已接近50%，有的省份甚至达到80%，这种靠投资支撑的增长已难以为继。

同时，由于我国产品的外部需求减弱和面临的竞争程度增（美国次贷危机引致的全球金融危机、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使得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减弱，美欧日纷纷出台再工业化战略，其它新兴发展中国家也逐渐提升了国际贸易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能力，这些都导致中国产品面临的竞争加剧，且各国纷纷出台潜在的贸易保护措施）、中国产品的供给成本日益提高（中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工成本涨幅较快，且之前可以社会化或外部化的成本逐渐内部化，导致了中国产品的供给成本日益高涨），中国对外贸易的体量巨大，导致的增长空间有限（2013年，中国进出口占世界比重达到12%左右，超过美国和德国），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我国外需拉动的模式难以持续。

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使得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必须走转型发展之路，而在当前中国具体国情下，更加凸显政府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当前的改革已经迈入了深水区，而改革无疑到触及到部分人、部分地区、部分部门的实际利益，因此中央政府采取“以开放倒逼改革”的策略，可以借开放之际、改革之名消解大部分既得利益的阻挠，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因此通过设立中国(上海[2])自贸试验区，一是有利于形成与国际贸易通行规则相互衔接和匹配的基本制度和政策框架，突破发达国家以多边贸易规则对我国形成的新竞争态势，并成为我国未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二是有利于培育我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三是可以为政策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探索新思路和新途径，总结经验和教训，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以更好促进全国的改革与发展，承当好上海的“探路者”和“先行者”的作用和角色，自贸区更多的改革高地而不是政策洼地。

通过自贸区，中央政府既可以通过“授权”“帽子”自下而上激励地方政府发挥主观能动性，也能够通过“开放”倒逼改革，通过“开放”这个意识形态一直正确的词汇和手段来达到打破部门利益篱笆，达到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目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自贸区只是“工具”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