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我国城市化人口比例越过50%，进一步的城市化速度将减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持续快速推进，从八十年代初的20%按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的比例增长，在2011年超过50%，即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到2014年达到54.77%。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人口逐步接近和超过50%的均衡点，城镇规模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城市化上升速度开始减缓，2014年下降到1.94%。这也是经济新常态的特点。我国城市化远没有完成，但是进入到持久缓慢发展期。我国未来应以城市群为中心，扩大中心城市和卫星城镇的辐射能力，全面发展星罗其布的小城镇。我国城市化进程实际上是二元社会体制向一元发达体制过渡的过程，城市化将使全民享受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持续推进城镇化也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需要从体制和政策导向上做更大的努力。

　　第八，城乡间居民收入差别持续下降，但进一步下降的速度将减缓。

　　我国城乡差别终于在本世纪初由持续扩大转而呈现下降趋势。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4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9892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与2009年的最大值3.33下降到2014年为2.92。造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别长期持续较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国公有经济特有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特别是二元价格剪刀差制度、二元刚性户籍制度及与其相配套的二元福利待遇和管理体制。研究表明，城乡差别是我国总体差别的基本部分，占总差别的50%以上，因此城镇差别下降也必然带动总差别进入下降通道。但是目前我国的城乡差别仍然较大，并且进一步缩小的障碍很多。为此应该加快改革二元体制，建立城乡综合统一的社会福利体系，提高国家统筹的城乡医保、养老等福利体制，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探索农村经济发展新路径。

　　第九，居民总收入差别进入公有经济倒U曲线的下降阶段，但下降速度迟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大致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全国总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大为0.491(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值要低些为0.426，且认为处于安全水平)，这之后呈现连续下降轨迹，2014年降至0.469。从变化率来看，2008年以前大部份时间里，基尼系数的增幅较大，其中1986年甚至扩大了10.48%，但2000年后速度下降，预示着拐点的逐步临近，终于在2008年达到最大后进入下降区间。目前总的收入差别程度虽然还相对较高，但已经在稳步改善之中，表明我国经济社会正在从效率导向为主向兼顾公平导向转变，从“做大蛋糕”转向兼顾“分配蛋糕”，让更多人分享到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这是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的重要标志。事实上我国总差别的缓慢下降是与公有经济特点紧密相关的，除了由两种公有制决定的二元体制导致的较大城乡差别呈下降势外，我国公有经济中城镇差别低于农村差别必然在一定比例人口城镇化后导致总体基尼系数的下降。另外近些年我国主要是通过打击腐败、减少权力寻租等打击非法非正常收入而整顿了分配秩序。但是在垄断行业、地区之间以及不同工种之间的不平等仍然严重存在着。因此理顺社会分配关系，打破行业垄断门槛，推动地区间要素流动，降低居民总体差别，还要付出艰苦的工作。

第十，单位GDP能耗及含碳量继续下降，但下降的速度减缓，环境问题仍很严重。

我国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减少，2010年按现价计算为2.06吨，但是仍然高于其他一些有关国家，并且本世纪减少幅度明显变缓。这意味着新常态下环境问题是更加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难度在加大。我国人均碳排放量比较低，但是与人均收入正相关。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GDP总量不断攀升，因此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仍在增加。据测算到2013年总量已经达到100亿吨，超过美欧总和。今后几年伴随经济总量增长，化石燃料的消耗总量还会上升，计划2020年达到最大。我国对外宣布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二氧化碳本身虽不是污染物，但其排放量反映了我国环境污染的严峻现实，即虽然单位GDP污染减少，但总量上呈现出污染范围广、程度高的趋势。并且环境污染已从水污染、空气污染向土壤污染、海洋污染等多方面渗透，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环境承受值已接近底线。近些年来，我国围绕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加速促进环保节能产业发展，加快产业改造升级，改变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模式，真正实现绿色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