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网报道据了解，在此前天津市政府的干部调整中，陈宗胜已卸任长达15年的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也辞去担任九年的融洽会秘书长，回到母校南开大学任教授，并担任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

　　首先，最明显的趋势性变化是，经济增长率正从超高速转向中高速。

　　自本世纪以来从2007年14.16%的最高速，逐步降低到2010年的10.4%，2014年则再降至的7.4%。这是我国后发优势发挥程度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潜力挖掘深度的结果，还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主动作为。当然新常态并不意味着低速度。根据我国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潜力还是巨大的。预计今后十年保持8%的年增速度是完全可能和可行的，当然不排除个别年份略低或更高些。我们不必为经济结构转型换挡所伴随的经济速度降低而焦虑，而只需针对很多领域还存在着的阻碍生产要素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解决这些阻碍发展的瓶颈制约，生产力的潜能就能够进一步地迸发出来。

　　其次，经济增长的动力正从出口/投资拉动，逐步转向投资/消费双推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依次经过了出口导向拉动和投资增长拉动型的快速增长后，从2011年开始最终消费的增长率开始大于资本形成的增长率，消费支出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2014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增长9.3%，显示了强劲的消费增长势头。预计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将接近达到人口半数左右，社会零售消费总额将是目前的3倍以上，购买力和需求增长将更趋稳定。中国经济正由要素拉动型转向消费需求驱动的持续增长型。

　　第三，我国出口产品结构高端化，但出口增速将持续减缓。

　　加入WTO使我国参入全球市场，分享国际分工的红利，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在出口产品构成中最初占主体初级产品的比例已经逐步下降至不足1%，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相应提高，其中一般加工品比例持续降低，而新技术产品比例逐步上升，文化产品出口也有一定比例提升。今后我国必须在积极扩大内需的同时，加速调整出口结构和出口区域。出口增长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年增16%、17%，应当准备今后出口增长会在一位数或者更低。同时积极利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和解决平台，争取有效解决各种贸易摩擦，维护我国出口产业的利益。这也可能是贸易领域的常态表现。

　　第四，对外投资开始超过引进外资，我国已经成为资本净出口国。

　　我国是长期的资本净进口国。直到本世纪前后我国从商品输出扩大到资本输出，近十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指数增长。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约为1160亿美元，而实际利用外资约为1195.6亿美元，即对外投资与利用外资的比例约为0.97，已大致相当。如果加上中国企业第三地融资再投资，去年对外投资规模应在1400亿左右，高于利用外资约200亿美元。中国成为净资本输出国，意味着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我国资本走出去，扩展其在全球范围的配置，意味着中国有能力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培育和发展国际竞争新优势。对外开放依然是中国经济前行的支撑点之一，只不过要从过去的“引进来”，转为现在的“走出去”。

　　第五，劳动供求状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劳动过剩正在转变为供不应求。

　　我国长期呈现为一个劳动力绝对剩余型的二元经济国家。发挥剩余劳动优势和“人口红利”是我国近三十多年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但是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我国总体劳动力数量持续下降，15-64岁劳动人口比重从2010年最高时的74.53%，下降到2013年的73.92%，已呈现稳定下降趋势。另一方面，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及信息化在持续推进，又需要大量劳动力。农村劳动力仍可为城市劳动短缺提供一定补充，但“农民工”总量逐步减少，且后劲明显不足。劳动力短缺、招工难和用工成本上升，产品竞争力下降，外企“出逃”，这已经成为新常态标志之一。

　　第六，三产增加值逐步超过二产，产业结构高级化进入新阶段。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普遍规律指明，随着以人均收入标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二产和三产将依次加速并持续先后上升为主体。我国的产业结构显现了同样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初期，一产增加值增长很快，但工业化的加速使工业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一产并很快成为国民经济主体;同时三产比重如影随形逐步上升。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三产上升的速度就快于工业并成为主体。我国2013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为26.22万亿元，首次超过二产的增加值24.97万亿，去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已经从生产型转向服务型。因为三产主要是服务业包括生产和生活服务。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任务就是把过剩产业的生产力转到三产领域。目前的趋势已经逐步清晰。过剩产业加速出清，使产能从失衡走向优化，产业链向高档化迈进，第三产业成为主体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