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研究人员谈天津提升服务能级承接北京“功能”疏解

2015-09-07   来源新华财经

(新华社记者  方问禹)

天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与相关产业转移,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线之一。有关专家对此认为,天津宜突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而在产业转移方面则宜立足优势互补、加强“对接”,重点引进培育“互联网+制造”等创新产业。

承接“功能”疏解,“对接”产业转移

专家认为,结合协同发展总体要求,以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天津融入京津冀协同,宜着力承接北京“功能”的疏解,并强化“对接”京冀产业转移。

“与河北不同,天津'承接’的重点不是产业,而是功能。天津重构功能性机构的承接平台和机制更为重要。”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周立群表示,不同于河北承接的产业平移,天津承接的重点是疏解出的首都管理性、服务性功能,应在承接平台和机制上下功夫,构建吸引力大的承接平台、探索针对性强的承接路径和效率高的承接机制。

有关专家认为,当前天津应提高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针对性,摸清疏解主体的取向和需求,把握功能外移的节奏和衔接路径。天津落实协同发展战略打造的“1+11”平台,也应超前设计功能承接的招引策略,依据各类总部、金融、科研、教育、医疗及其服务机构的特点,构建和完善承接园区的环境和机制。

在产业方面,京津不仅是“承接”关系,更要突出“对接”关系。周立群认为,京津双城联动是区域协同发展的主引擎,京津产业协同需强化分工和优势互补,突出先进产业链条和现代服务业的“对接”共建。在先进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方面,北京拥有区域内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科技、金融、商贸和空港优势,而天津现代产业体系也有区域内领先或强势的优势,包括先进制造、金融运营、航运等。由此可见,京津产业关系更多的体现为上下游、前台与后台以及相互支撑关系,“对接”空间广阔。

专家认为,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功能定位,当前天津应在五个方面作实“对接”文章,即先进制造研发与科技创新对接、金融运营服务与金融管理对接、航运集聚地与商贸集中地对接、海港与空港(首都新机场)对接、改革开放先行区与政治文化中心的对接。

引进培育“互联网+制造”等创新产业

与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同步,结合“互联网+”的技术进步,以及“创新创业”领域的政策利好,当前京津冀区域的产业格局和层次面临重塑,各地均面临产业加速转型升级、凝聚未来发展优势的机遇。

对天津而言,“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的协同定位,与“互联网+”背景下的产业升级路径,存在多个契合点。

有关专家认为,天津宜将“互联网+制造”、“互联网+创业”、“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商贸”列为创新突破点,抓住京津冀产业转移和重新布局的机遇,将其列为招商引资和重点培育发展项目,并纳入规划和实施方案,发挥在全国的引领作用。

尤其是在“互联网+制造”领域,京津两座直辖市之间的产业优势互补与有序转承,具备良好现实基础和广阔发展空间。

一方面,北京是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已经积累大批科研院所和企业研发中心,并形成大量亟须产业化的制造业技术成果。北京也是互联网创新高地,“互联网+”实体经济的创新创业氛围浓厚,但由于空间约束,“互联网+制造”的创新实体面临日益紧迫的外溢需求。

另一方面,天津则具备承接北京“互联网+制造”转移的比较优势:一是制造业基础雄厚、配套能力强,这对企业极具吸引力;二是“互联网+”创业生态良好,天津市政府已与腾讯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将建设腾讯互联网创新创业基地,为互联网创业者提供拎包入住线上线下一体化创业生态,提供培训、技术支撑、产品评估等一体化服务。

提升服务能级,加快便利化改革

在明确承接“功能”疏解、“对接”产业转移、引进“互联网+制造”等协同方向后,从相关机构、企业需求看,目前天津仍需在两个方面进一步做好工作。

一是提升现代服务业的能级和水平。总部机构、研发机构的发展需求和环境依托不同于一般制造业项目,除了硬件设施,其更重视信息渠道多、筹集资金和集聚人才快、动员和协整资源便捷、服务效率高等软环境。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研究员王金杰说,天津自贸区对北京金融投资和商务型总部的引力很大,在京总部机构多在谋划如何借助投资与贸易便利化来拓展业务和提升国际化指数。对此,天津应将提升能级和公共服务水平作为营造总部运营生态环境的重点,以增强招引总部机构和功能性总部的引力。此外,创新驱动主要依靠人才和人力资本,提高服务水平,最终要落脚到对有关人才服务需求的满足。为各类人才的集聚和相向流动创造条件和环境,构建“宜业、宜居、宜人”的生态环境,天津宜完善各对接平台和园区的软实力,形成标准高、机制新、服务优的工作环境和舒心周到、文化品位高雅的人文环境,使天津成为年轻人和创新创业者的乐园和圆梦地。

二是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加快便利化改革。周立群认为,天津应超前谋划并率先制定破除机制体制障碍,促进京津冀要素相向流动和市场主体自由转移的改革方案。通过改革释放发展红利,提升天津在区域协同发展中改革先行和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