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

　　齐艳红 于涛

　　近日，由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主办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高端论坛”在津召开。论坛上，来自三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及解决路径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同时，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发布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课题”研究成果——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丛书，丛书的出版是该院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果。

　　范恒山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经济学家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基于现实基础和发展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从问题导向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是解决北京集聚过多非首都功能、人口过度膨胀、交通日益拥堵、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超限等“大城市病”的需要，也是解决京津冀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问题，破除显性和隐形壁垒的需要。从目标导向看，是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适应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培育增长新动力和新的增长极的需要，也有利于探索改革路径、构建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为推动全国其他具备条件的区域协同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两年多来，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向前推进，实现了良好开局。战略顶层设计加快建立，初步构建起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为基本遵循、京津冀“十三五”规划为指引、空间规划为支撑、各专项规划为重点，目标一致、层次明确、互相衔接的京津冀规划体系；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有序推进，一批有共识、看得准、能见效、有影响的功能疏解项目先行启动，一批区域性批发市场等有序向外疏解转移，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交通、生态、产业等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取得重要进展，一批“断头路”和“瓶颈路段”正加快打通或扩容，大气污染防治、风沙源治理等重点工程持续实施，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落户滨海新区、曹妃甸区等重要功能承接平台；改革创新和试点示范工作稳步开展，初步积累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经验。

　　但是，也需要看到，京津冀协同发展还有一些基础支撑、事关长远、具有较强前瞻性的重大问题，需要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深入开展研究，比如城镇体系布局、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协同发展体制机制，等等。下一步，要牢固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务实推动一批规划方案、重点项目、重大政策和重要事项的落地实施，不断拓展协同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刘秉镰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开大学校长助理、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

　　两年间，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取得一些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现实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协同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各地的对接问题。从功能定位的视角来解读，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而对三省市的定位更多的是要协同和互补优势。世界级城市群不是一般的城市群，而是指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有巨大影响力的城市群。如果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看，如何把京津冀地区建设成世界级城市群，无论是从具体的规划上还是年度计划上还有差距。各地在如何实现超常规发展上，力度还不够。

　　二是区域落差大的现状和城市群优化的方向存在矛盾，这就涉及集中承载地问题。我认为目前京津冀三地尚未形成有效的分工，存在低端化发展和同质化发展的特征。而解决集中承载地问题的途径是发挥各自优势实现错位发展，进而把京津冀三地“串起来”。

　　三是生态环境修复的长期性和经济增长的短期性之间的矛盾。京津冀地区在自然供水、新增土地流失面积、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等方面的问题都比较严重，因此在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协同问题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四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壁垒问题，京津冀地区在政府和市场机制上还存在着不协同的地方。就天津而言，在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有着广阔前景，因此应当着力做好以下工作：首先是解决资源向公共服务集中的问题；其次是解决公共服务的基础问题；再次是解决协同创新的问题。

　　文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校长、北京市政协特邀委员

　　为贯彻中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北京市委出台了相应的《贯彻意见》，并把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作为首要任务。北京各级政府和部门都成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一方面严格控制增量，连续三年制定并贯彻了产业禁限目录；另一方面逐步疏解存量，开始拆除部分违建，外迁部分批发市场，整治脏乱差地区，进一步消除隐患，有效推动疏解。在主动与天津、河北进行多方面协作方面已经在有效地推进。大致来说，北京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贯彻的态度坚决、措施有力，正在努力推进。但也碰到一些问题，根据政协最近对各委办局、一些批发市场和七个区政府的调研情况，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疏解相关政策的制定缺乏系统的设计。目前的疏解主要靠行政来推动，法律依据不足，除了污染扰民企业的关停已经有了明确的政策以外，其他的都比较零散，没有系统的设计和整体的规划；二是腾退土地的再利用问题。虽然疏解了一些企业，但原来的企业迁走以后，在土地再利用问题上，一方面缺少规划，另一方面相关政策不明确；三是企业搬迁转型资金的缺乏。企业调整疏解和停产退出的人员比较多，所以人员安置的补偿费用也比较高，有些企业规模大，搬迁周期长，所需资金比较多，资金缺口存在问题；四是产业疏解的税收配套政策不到位。根据调查，现在北京市禁止和限制产业仍在执行的税收优惠还有21项，实行税收优惠的同时还要疏解，这就存在问题；五是疏解企业人员安置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政策。由于北京公共服务的独特优势和城市魅力，大部分普通员工不可能都随企业搬迁到外地，所以企业疏解势必会造成普通员工的失业，如果这些人不实现转岗再就业，可能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许爱朝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河北省积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强化顶层设计，规划体系等基本完善；实施率先突破，重大项目进展顺利；拓展协同领域，统筹推进各项任务；深化对接交流，形成协同发展合力。

　　协同发展任重道远，河北省要形成与京津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新局面，仍然面临许多矛盾、制约和挑战。第一个问题是河北省在经济增长质量、产业发展层次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都与京津两地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环京津贫困带问题比较突出。从这个意义上说，河北省是协同发展中最薄弱的一环。第二个问题是虽然中央成立了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但是由于行政区划等方面的因素制约，真正实现三地统筹规划、统一推进的机制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第三个问题是承接非首都功能的竞争比较激烈，规划纲要明确列出了北京疏解的对象，除了河北省和天津外，还有山西、内蒙古甚至长三角地区也在积极争取承接，所以河北省的压力很大。

　　河北省推进协同发展的总体思路是环绕京津，服务京津，弥补短板，共同发展。河北省的近期目标是推动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第一是交通一体化，构建多中心、网格状、全覆盖的现代综合交通网络。第二是生态环境保护，建立完善生态共建共享体制机制，打造区域良好生态环境。第三是产业升级转移，积极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形成互为补充、互为支持的新型产业集群。从长远来看，是落实河北省的四大功能定位，即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建设全国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建设全国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和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丛书”研究成果概述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丛书”是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课题”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南开大学面向社会的发声。这部丛书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探索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新时期京津“双城记”》将京津双城的协同发展定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引擎”，集中探索了京津两个城市如何率先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突破体制机制的障碍，促进城市分工协作，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和发展水平，通过科技、金融产业、商贸的协同和对接以及联动，实现同城化的问题；《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基于三个省市各自视角探索了如何服务协同发展大局的具体对策，着力解决协同发展的路径、方式以及要突破的机制体制障碍等问题；《把握机遇创新天津》则主要聚焦于天津，依据中央对天津的新定位，重新审视天津如何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创新协同发展的路径和方向，重点研究了天津先进制造和研发基地的建设，自贸试验区以及自主创新区域的改革实践等问题。

　　该系列研究成果是围绕国家发展重大需求的科学探索，是有效地组织智力资源服务国家战略的实践，也是跨学科、跨院校、跨地区、跨行业协同合作，推动科研机制创新的尝试。

　　——周立群(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文字整理齐艳红 于涛)

　　学者声音

　　环境治理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大气污染在京津冀地区比较严重，但是大气污染的“联防联控”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仍然处于概念化阶段，如果环境治理做不好，会直接影响三地的协同发展。

　　——冯银厂(国家环境保护城市空气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主任)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思路应适当转换，不要一味把资源向外转、向外疏解，实际上北京内部的资源整合也会缓解资源的过度集中问题。此外，京津冀协同发展如果在观念上能够实现从制造型城市到创造型城市的转变，那么天津滨海新区在朝数字中心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可以有效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刘刚(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