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财经大学创新与创业研究中心主任张立艳指出，下一步天津要进行大的科技体制改革。

　　比如应该在高校，特别是理工院校设立相关的科研成果转化部门，虽然现在很多学校有类似的机构，但更多的像是一个行政机构，它应该是一个公司的形式。

　　“我目前在做创新与创业研究，很多企业跟我反映，高校学生的科技成果和企业的需求相差太大。所以我觉得高校内部应该有这么一个机构，或者通过创业课的训练，帮助学生与企业对接。”她说。

　　与京沪深错位发展

　　天津提出的创新城市目标，与京沪深几乎并肩。

　　北京已经提出2020年将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上海和深圳此前也提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

　　不过，专家认为，京沪深津都要做相应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定位还是要有些区别，发展也应该有些错位。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投资研究所所长郭戎指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一般指一个城市要在科学技术方面强，特别是基础领域前沿领域成为全球的中心。而所谓的创新城市，主要还是在技术的运用这一块。所以围绕着一个科技创新中心，可能有多个创新城市

　　上述《意见》提出了一些鼓励创新的政策，比如盘活利用闲置商业用房、空置村庄、工业厂房、企业库房等，打造一批专业化的创新创业社区和特色小镇。鼓励支持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支持在职科研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采取兼职兼薪方式创业或服务企业创新等。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刘刚指出，以后北京可以多做研发，天津多做制造。

　　首都经贸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导安树伟认为，北京的长处就在于高质量和数量众多的科研院所，深圳的创新是靠企业创新发展起来的，它的体制比较活，有很多民营创新企业。

　　天津需要强化科技成果的转化，北京和上海则需要向深圳学习怎么样发挥市场对创新资源的配置作用。“科技成果转化与商业环境、竞争条件、宜居程度、城市管理水平都是有一定关联的，而政策优惠只是一个方面。”郭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