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全球创新创业会议(GEIC)”的开幕式上，播放现年93岁的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的视频致辞。他首先与大家分享了两个关于以色列与中国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93年，他应邀在北京大学演讲，发现台下有30至40名学生都会说希伯莱语，这让他很吃惊。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57年，第一任总统本·古里安给时任德国总理的阿登纳博士写了封信，明确提出40至5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可以说，本·古里安是第一个提醒欧洲中国即将崛起的人。

在分享两个故事后，佩雷斯谈到以色列崛起的秘密。1948年建国之初，以色列人发现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美元，国土面积的60%是沙漠，淡水资源极为短缺，只有两个湖和一条河，其中一个湖已经死去(DeadSea)，另一湖(Gary Lake)即将死去，而约旦河的水量远不如她的名气这么大。但是以色列人发现了他们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本，让人力资本创造财富是以色列发展的唯一来源。经过近70年的努力，以色列已经从一个只拥有贫瘠土地的小国发展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科技创新强国。

目前，以色列以仅占全球0.2%的人口，却诞生了16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占到诺奖总数的20%。科技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超过90%，每万名雇员中有140名科技人员或工程师，每1600人中，就有一个创业者，只有800万人口的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却多达147家，仅次于美国、加拿大和中国。经过多年的努力，以色列在包括军用设备、通讯和信息系统、生物科技和环境科学在内的诸多高科技领域，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先者。

与以色列相同，在建国之初，中国同样面临着一穷二白的局面。尽管国土面积远远超过以色列，但是与巨大的人口数量相比，土地仍然是稀缺资源。同样经过近70年的努力，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不仅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制造基地。

随着新发展阶段的到来，过度依赖包括廉价劳动力在的资源和外源技术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一系列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从经济大国之向经济强国，政府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制造经济不同，创新经济不再依赖比较优势，依赖的是先发优势，而先发优势则来源于新知识的创造及其商业化，需要不同的动力机制和发展路径。

如何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强国梦想，以色列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示范和借鉴。在一个贫穷落后和资源稀缺的国家，以色列成功的秘密是把强国梦与民众的创业梦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如佩雷斯所说的，不是国家成就了人民，而是人民成就了以色列。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过程中，以色列不断地激发整个社会的企业家精神，通过不断完美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帮助创业者实现自己财富创造的梦想。尤其是让创业者认识到，创业失败既不是个人的耻辱，也不是家庭的耻辱，而是一个重新再来的经历。同样道理，只有当每个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怀揣创业梦想，并努力实现梦想的时候，创新驱动的强国梦想才是真正可预期的。

从以色列的经验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国家不是短期的，是一个长期、复杂系统工程。正像改革开放30年我们走过的路一样，不可能一帆风顺，在体制机制上都需要展开新一轮改革和创新。尤其是在转型发展的开始阶段，首先要解放思想，凝聚社会共识。基于以色列的经验和中国的实际，社会共识首先要在如下关键领域形成。

(1) 比较优势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构成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是创新带来的先发优势和竞争优势。而带来先发优势的创新源于围绕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诸多“痛点”和瓶颈问题而展开的创业活动。在动力机制转换期，不要再奢望短期内依靠比较优势招商引资就能实现经济触底反弹，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的创业活动，需要一个孵化和加速的过程。新知识的创造和商业化不仅谁以弯道超车，而且充满不确定性。尤其是要关注通过创新创业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痛点”和瓶颈问题。

以色列的经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土地和水资源匮乏，通过技术创新形成了以色列独特的海水淡化和滴灌技术。尤其是在南部沙漠的开发过程中，滴灌技术不仅使沙漠变成了良田，而且使土地稀块的以色列成为农产品的出口国。再例如，依赖自主创新解决部队缺乏通信系统的过程中，以色列不仅有了自己的人通信装备技术，而且是世界一流的。

如果说依赖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比较优势和技术引进模仿，中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为世界制造基地，那么在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这一优势将不复存在。诸多困扰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的“痛点”和瓶颈则成为创新创业的诱因。例如，环境污染、产业竞争力不强、食品安全、大城市病、医疗健康、教育公平、人口老龄化甚至南海问题，都是引发创新创业的重点领域。如何激发企业家精神，通过诸多“痛点”和瓶颈问题的解决，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

(2) 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变的微观基础是全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激发和创新创业风险社会分担机制的形成。对于一个创新经济和创业社会而言，企业家精神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狭义的企业家精神主要指以新知识的创造及其商业化为导向的创业活动，而广义的企业家精神则泛指一切勇于承担风险的创新活动，例如，政府的改革创新行为。

作为创新经济微观基础的企业家精神主要指狭义的企业家精神，当然需要其他领域企业家精神的支持和帮助。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拥有企业家精神的创新创业主体是多元的，表现为协同创新和万从创新大众创业。其中，拥有新知识和梦想的年轻人是创新创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什么是年轻人，是因为年轻人更有梦想，更容易接受新知识。佩雷斯说，在过去我们可以通过战争获得土地，但是今天要想获得科技创新能力，不可能再依赖战争，而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创新需要想象力和梦想，而年轻人是最富梦想的群体。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年龄是影响吸收新知识的重要因素，年轻人更容易学习和创造新知识。所谓的专家都是过去知识的积累者，对于涉及未来的新知识而言，没有专家，只有新知识的创造者和学习者。

对于大学生创业，社会上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大学生涉世不深，缺乏社会资源和管理能力，可能导致更多失败，将会对他们的一生带来消极影响。而对于以新知识的创造及其商业化为导向创新创业活动而言，大可不必存在这种认识。因为，对于涉及经济和社会“痛点”问题的新技术和新知识，专家同样缺乏知识和经验。

建立创新创业风险的社会分担机制，是激发全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基本制度安排。创新创业是高度不确定性的活动，成功的创业带来的是社会福利的增加。如果让创业者个人承担创业的风险，不符合创新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只有形成有效的创新创业风险的社会分担机制，才能使更多的创新创业活动涌现出来。在以色列，他们的口号是创业失败是允许的，只需要重新再来。在鼓励创新创业的制度安排上，无论是以色列还是美国，都强调社会承担创业失败的部分甚至全部风险，使创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创业失败和退出同样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3) 在创新经济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帮助和推动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和发展。在以色列，政府的角色在于完美基础设施，发展人力资本，优化研发、税法和监管环境，以及分担风险，强调私人部门才是推进创新创业活动的主力军。为了实现协同创新和大众创新创业，需要政府做的是提供包括物理空间在内的基础设施，而不是替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在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的转变中，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呈现出一种新的组织方式。其中，“平台+中小企业+服务”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平台集聚服务资源和技术资源，服务中小企业，尤其是创新创业者。在创新经济条件下，平台不仅指包括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在内的产学研结合的新型混合组织，而且指网络平台企业。例如，随着阿里云计算技术的成熟和扩散，阿里巴巴已经成为创新创业活动的关键平台，是杭州市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核心节点。培育和引进创新平台，尤其是网络平台，是创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第四，改革现有的教育体制。国家的未来在于年轻人，而年轻人的未来在于教育。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教育不仅要向学生提供新知识，而且要教给学生创造知识和未来的能力。佩雷斯指出，大学不能仅仅从事教学活动，而且要培养企业家精神，成为创业活动的策源地。在与本·古里安校长和教务长的交流中，他们告诉我之所以要创建大学创业园，在实现产学研相结合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为高科技人才，尤其是高校培养出现的科技人才，提供就业岗位。

对高校而言，改革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建设创业型大学，除了基础研究之外，应用型研究以创新创业为导向。创业不仅是新知识的应用，创业过程同样是新知识的创造过程。在大学的实验室中，甚至课题研究可能在一开始就是围绕着创新创业展开的。在杭州，我们看到了风险投资介入实验室研发的案例。

对于创业社会而言，高中是创业教育的重要阶段。如何让学生掌握新知识是中学教育的关键。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以色列工学院教授Dan Shechtman以他的孙子为例指出，千万不要忽视儿童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在一岁时，我们总是为他们什么时候学会说话而发愁，但是到了三岁时却发现让他们闭嘴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对于新知识，中学学生的学习速度远远快于成年人，普及新知识对于他们成年后的创业将发挥积极作用。同样在以色列，要求每一名高中生都要完成一个创业计划书。

在过去的30年，依赖人口红利和比较优势，我们成长为全球制造基地，被誉为“中国奇迹”。在未来的30年，延续“中国奇迹”的关键驱动因素不再是比较优势，而是源于创新创业的先发优势。如何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激发全社会的企业家精神，是发展创新经济的关键。在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构建过程中，不仅涉及产业而且涉及政府和教育体系的改革和创新。其中，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创新创业活动的涌现是创新经济建设的核心。

作者简介：刘刚，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