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魁、祝尔娟教授主持并联合京津冀三地专家共同研创的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16）：协同发展指数研究》正式发布。该书从发展指数、协同指数、生态文明指数、人口发展指数和企业发展指数五个维度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科学的指标和翔实的数据，对2004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态势与变动方向进行了全面分析，揭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状、问题以及最新进展，为该领域研究以及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客观依据和数据支撑，并具有很高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自提出以来，便受到各方的广泛重视。各界普遍将经济界协同发展战略视为京津冀三地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契机，尤其是河北省更将其看作是自身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希望借此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津冀三地的要素整合和经济互动似乎并未达到各方的预期。进入“十三五”以后，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内涵、动力、路径和格局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河北面临经济转型升级和“去产能”的双重压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前景面临巨大挑战，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路径和实现机制似乎需要重新去谋划和思考。

值此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两周年之际，《京津冀发展报告（2016）：协同发展指数研究》的出版为我们了解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提供了有力地参考，该书作为该领域研究的一部前沿性、开拓性成果，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关注，其得出的一些重要研断和结论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思考。

第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三地的共同诉求。

本书的研究发现，一方面北京各项指标均远高于津冀，显示了北京在京津冀区域绝对的核心地位以及极强的首位城市潜在带动能力；但是北京的驱动力和凝聚力下降，表明北京新旧驱动力更替下培育新动力，以及“大城市病”下资源环境超载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天津凝聚力和支撑力较强，表明天津在要素资源凝聚能力和综合经济实力较强，而河北虽然各项指标均处于劣势，但是创新力和辐射力的较快提升，表明河北在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和周边地区带动能力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潜力。因此，虽然京津冀三地经济实力悬殊，但是在发展动力、产业功能、要素资源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同时本书的研究还发现，京津冀三地的综合发展水平有缩小趋势，而近些年来津冀两地环北京市县，比如武清、滨海新区、廊坊和唐山的快速发展，也表明北京的溢出作用已经显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已经形成。由此可见，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三地的共同诉求，津冀两地发展需要北京的带动，而北京的发展更需要津冀两地的支撑，因此我们认为应当明确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不是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和缓解生态资源承载压力，而应将“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的出发点和支撑点。

第二，北京需要疏解的不止是非首都功能。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各方一直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控制作为工作的核心，但是从本书的研究来看，北京“大城市病”的原因在于产业活动向首都功能核心区的过度集中以及产业空间布局的不合理。以北京和天津对比来看，天津市内六区是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密度的1.2倍，但是经济密度仅为后者1/3，而分别占两地地区生产总值一半左右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滨海新区，前者与首都功能核心区呈环形分布，而后者是沿海平行分布。且从产业布局来看，北京首都核心功能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全市70%的产值和就业岗位，以及85%的服务业产值和就业。从短期来看，北京首都核心功能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的产业集聚效应依然较强，教育、医疗以及部分行政功能的转移对于人口尤其是产业和就业的疏解的作用可能有限。因此即使从北京资源承载能力和人口疏解的角度来看，北京需要疏解的不仅仅是非首都功能，而是经济和产业发展重心的整体东移。

第三，北京经济版图东扩范围应至廊坊、武清地区。

目前，各方已经意识到北京各功能区间发展不平衡现象严重，即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和经济密度过高，而城市功能拓展区经济密度相对过低，因而在非首都功能疏解中将通州、顺义、亦庄、大兴、怀柔和密云等新城建设，作为北京培育“反磁力中心”和新的经济增长极的重点。通州行政副中心建设、教育、医疗等机构向顺义、房山、大兴等区的转移正是这一战略取向的重要体现。但是，这一思路基本上是从以北京内部进行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并未体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一方面，北京城市发展新区的人口密度已经在1000人/平方公里以上，人口集聚程度已经相对较高，另一方面，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流动对于带动津冀周边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将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疏解拓展至经济密度与北京城市发展新区较为接近的武清、廊坊地区，由此将北京新城承载能力拓展至东部40-100公里范围以内，这也更符合国际大都市圈的发展规律。

第四，京津冀协同发展应更重视河北诉求。

一直以来，河北作为京津地区环境资源的承载区，话语权一直相对较少。但是进入"十三五"以后，面对整体经济下行和去产能的双重压力，河北的转型升级困难巨大。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传统重工业地区转型都是一大难题，其成功经验也是少之又少。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都应该是河北。从本书的研究来看，虽然河北与京津相比，整体经济实力相差甚远，但是部分地市的经济发展潜力依然较好，应当从这些地区实现重点突破。比如，石家庄的人口综合发展指数和企业发展指数都相对较高，经济实力总体较强，应当发挥京津冀经济发展“第三极”的战略作用；保定的企业综合发展指数相对较高，而人口综合指数落后，应当在首都非紧密行政事业和教育、医疗等功能疏解中有所侧重，通过优化城市环境和公共服务，增强人口吸引力，从而发挥企业综合优势；唐山作为河北重要的工业和沿海城市，综合发展指数和企业综合发展指数相对较高，应当依托曹妃甸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等平台优势，在重工业转型、港口经济等方面发挥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