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北京经济版图东扩范围应至廊坊、武清地区。

目前，各方已经意识到北京各功能区间发展不平衡现象严重，即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和经济密度过高，而城市功能拓展区经济密度相对过低，因而在非首都功能疏解中将通州、顺义、亦庄、大兴、怀柔和密云等新城建设，作为北京培育“反磁力中心”和新的经济增长极的重点。通州行政副中心建设、教育、医疗等机构向顺义、房山、大兴等区的转移正是这一战略取向的重要体现。但是，这一思路基本上是从以北京内部进行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并未体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一方面，北京城市发展新区的人口密度已经在1000人/平方公里以上，人口集聚程度已经相对较高，另一方面，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流动对于带动津冀周边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将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疏解拓展至经济密度与北京城市发展新区较为接近的武清、廊坊地区，由此将北京新城承载能力拓展至东部40-100公里范围以内，这也更符合国际大都市圈的发展规律。

第四，京津冀协同发展应更重视河北诉求。

一直以来，河北作为京津地区环境资源的承载区，话语权一直相对较少。但是进入十三五以后，面对整体经济下行和去产能的双重压力，河北的转型升级困难巨大。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传统重工业地区转型都是一大难题，其成功经验也是少之又少。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都应该是河北。从本书的研究来看，虽然河北与京津相比，整体经济实力相差甚远，但是部分地市的经济发展潜力依然较好，应当从这些地区实现重点突破。比如，石家庄的人口综合发展指数和企业发展指数都相对较高，经济实力总体较强，应当发挥京津冀经济发展“第三极”的战略作用；保定的企业综合发展指数相对较高，而人口综合指数落后，应当在首都非紧密行政事业和教育、医疗等功能疏解中有所侧重，通过优化城市环境和公共服务，增强人口吸引力，从而发挥企业综合优势；唐山作为河北重要的工业和沿海城市，综合发展指数和企业综合发展指数相对较高，应当依托曹妃甸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等平台优势，在重工业转型、港口经济等方面发挥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