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首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后，京津冀三地相互融合、协同发展，不断在多个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2017年正值这一重大战略实施三周年，既是我们阶段性总结经验和实践成果的时间节点，也是将京津冀协同发展继续推向深入的新起点。为此，本报将连续两期推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周年纪念专题理论文章，邀请多位专家学者就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供意见建议，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献计献策。

　　三地全面行动 协同发展取得实效

　　在“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国家战略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启动最早，也是成果特别显著的一个。三年间，京津冀全面行动，协同发展，取得了很多积极的成绩，概要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三地各级省区县政府在行动，在认识上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积极协同对接，签订多个合作协议，形成一批落地项目。春节刚过，通州、武清、廊坊就签署了“通武廊战略合作发展框架协议”。二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在行动。自2014年至2016年12月，三地跨省市联盟达到80多个，各个产业及各领域的市场主体行动起来，在寻找商机和机遇的同时，三地之间相互投资加大，促使生产要素的流动不断加快。三是在协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很多平台，其中有共建平台，有承接平台，还有一些如大数据中心等无形的平台。政府、企业、平台三个层面全面行动为区域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使得京津冀区域形成了全新的发展格局，也成为国内乃至国际上最为关注的地区之一。

　　三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成效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在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方面，三地在水资源保护、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方面投入并采取了系列联动措施，虽然距离治理目标还有一定差距，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共同治理机制已初步建立。在这个过程中，河北作为整个区域的生态涵养区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是在交通方面，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交通必须先行，交通的畅通才能带来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畅通，也是整个经济的动脉。过去京津冀地区整体交通存在很多“断头路”，带来诸多不便。针对这个问题，三地联合行动，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就打通了大部分“断头路”，使得在京津冀地区1400多公里的交通干线得以畅通，网络交通的雏形基本形成。三是在产业互补方面，包括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有序疏解、河北的产业承接、天津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功能拓展，立足各自比较优势和现代产业分工要求在产业与对接、协作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同时，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人才的流动机制也正在形成，北京外来人口增幅的有效控制，在缓解了城市拥堵和大城市病方面初见成效。很多共建的产业园区和合作平台，使各类专业人才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才智，产业也在更大范围布局和调整。四是在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方面已经破冰，例如突破了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一些壁垒，职称评定认定、养老医疗等方面开启一体化进程等，未来在体制机制方面的突破会更大。（周立群，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创新协同形式 放大“协同效应”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京津冀三地的各类战略规划和研讨中较多地关注和强调转移与承接效应，并对首都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抱很高的期望，而对协同效应重视不够。

　　转移效应是通过资源和要素在更大范围的流转和再配置实现的，其结果将提升产业水平并释放出更大的效益，首都功能疏解和部分产业外移并在津冀等地“落地”无疑会带来更优的配置效率，这也是京津冀产业优势互补的必然要求。而协同效应则指要素不流转或较少流转情况下的再配置，它是一种“1+1>2”的效率，是协同各方共同发力和能量释放的过程，在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章可做。

　　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承接多为存量调整，转移中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有成本的，且涉及各方的益损得失，因而实施起来会有一定时滞和难度。比如，北京部分制造业和商贸批发的外移会遇到在岗工人的安置和再就业以及承接地环境再造的问题，平稳地处理好相关问题需要时间和创造一些新的条件。而协同是将各方隐性资源激活，是一种使各方共同发力释放的共赢效应，比之产业转移，它的释放点更多、可拓展的领域和切入的空间更大，因而更易操作和实施，效果也更直接更明显。

　　比如，为优化京津冀区域港口的分工和布局，天津港集团与河北港口集团共同出资组建了渤海津冀港口投资发展公司；为推进都市密集地区机场功能互补，天津第二机场航站楼开辟了京津机场快速通道。这种港口对接、机场互通并不需要大规模移动要素，对各方来说也不需要作益损补偿，既便捷又利于操作。又如，三地商务部门共同制定了“市场一体化进程合作和商务行动方案”，打造法制化营商环境、建立举报投诉合作处理机制，开展跨地域执法协作。在口岸一体化建设方面，三地企业自主选择报关报检、纳税和货物验放地点，构建统一的商品通关业务模式。这种互联互通所释放出的协同效应使各方都受益。作足并放大协同效应，应寻找协同切入点和着力点，创新协同形式，推进实质性协同合作。

　　值得重视的是，近三年来京津冀三方签署了十余项合作协议，在协同发展方面推出了一些全新的举措并构建了一批共建的平台。推进这些平台良性发展，需要本着改革创新的精神探索三方共建、共管、共同发展和共享收益的新思维、新形式、新机制。

　　协同是篇“大文章”，三地在协作中加快区域统合和一体化进程，如统一资本准入，包括招商引资政策、项目用地、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统一产品准入，包括各种资质、认证和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等；统一开放政策，包括金融、医疗、旅游等全域开放；统一市场监管，包括监管体系、信息平台、社会征信体系等。

　　（周立群，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协同发展应处理好 “三个关系”

　　三地在谋划自身发展和处理相互关系时，需要重新审视和把握好借力首都资源与助力首都发展、引进外部资源与激活内部要素、完善硬件设施与优化服务环境等关系。

　　一、既要借力首都资源，也要助力首都发展

　　首都作为全国人才、科技等方面的高地，其优质资源对于天津和河北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京津冀协同发展，绝不仅仅是北京的产业转移以及北京的功能向外部扩散，周边地区助力首都的发展也是协同创新的应有之意。

　　北京的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在产业和功能向外转移或延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北京自身产业的提升和优化。从京津冀间的投资取向看，既有京津向河北的投资和要素流动，也有津冀向北京的投资。三地人才流动力度也逐渐突破津冀向北京的单向流动，北京人才也随产业疏解和转移向津冀流动，比如，天津对接首都总部和科技研发创新也加大了在北京的对接机构和人员配置。这一相互的投资和转移拓展实际上就是一个相互借力、相互助力的过程，也就是优势互补的协同共赢过程。

　　二、既要引进外部资源，更应激活内部要素

　　从国际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看，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外部要素的进入，然而外生要素并不能替代内生要素。鉴于京津冀不同城市间的产业基础和发展水平落差较大，而京津产业转移和功能延伸的要求相对较高，对周边地区优化投资环境、提升承接能力和服务功能的要求就更为迫切。津冀城市在引进首都优质资源和项目时应注重通过外部要素激活内部要素，让区位优、资源特、成本低等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

　　三、既要完善硬件设施，更要优化服务环境

　　北京的高端产业转移和功能延伸的要求相对较高，为此，津冀两地为了提升产业承接和对接力度加大了招商引资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批新的园区基础设施和宜居环境项目正在重新规划，建设进程也大大加快。在硬件提升的同时，天津、河北等地相继推出了系列优化投资环境、提升自身承接能力、培育服务软环境方面的举措。一要完善园区软环境，营造和提升对接的层次，形成标准高，机制新，服务优的环境，使工作生活环境与北京无差异；二要营造细微化、人性化的服务以及各种高品位的文化氛围；三要以独有的、特色的比较优势和政策体系来营造创新氛围浓、创业机会多的生态环境；四要吸引和对接北京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实现京津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

　　（王庆芳，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博士后）

　　产业协同须把握绿色转型“主基调”

　　“绿色转型”要求京津冀充分发挥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全国先进制造业研发基地的支撑作用，协同河北共同建设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努力做好先进制造的“加法”，节能降耗的“减法”，转型升级的“乘法”，集约节约的“除法”。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结构从过度依赖资源、环境消耗的中低端向更多依靠技术和服务的中高端提升；推广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清洁型生产方式；推动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方向转化。 

　　第一，协同疏解传统优势产业的过剩产能，降低产业结构重量。京津冀疏解过剩产能任务较重，河北省压力最大。以钢铁为例，“十三五”末，河北省钢铁产能要控制在2亿吨，这意味着五年需化解掉近亿吨产能。因此，京津冀需将协同向外疏解过剩产能，作为产业协同绿色转型的重要内容。三地政府、产业协会、行业协会，应将传统优势产业的过剩产能进行资源整合，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利时机，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企业，积极抱团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带动相关产品、技术、装备、管理、标准输出。为区域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腾笼换鸟、积蓄能量。 

　　第二，协同开展绿色、智能制造行动，降低产业消耗和排放强度。积极对接国家“绿色制造工程”，协同实施绿色制造技术改造行动，组织实施一批专项绿色技术改造项目，协同推广绿色制造技术、清洁型生产方式。对接国家“智能制造工程”，实施京津冀联网智能制造示范行动，建设区域工业互联网和工业云平台，加快运用“互联网+协同制造”，选择三地产业链衔接较好的重点行业，推动企业生产设备的智能化改造，推动制造业企业向云制造、分布式制造、生产外包等方向转型，构建建立在竞合基础上的跨区域智能制造系统。 

　　第三，协同构筑现代产业体系，降低产业的资源能源依赖度。首先，协同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上规模、上水平、升比重。协同促进金融业创新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商贸物流业对接发展，建立大文化旅游产业、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格局，将其打造成京津冀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其次，对接《中国制造2025》战略部署，协同实施京津冀行动纲要，协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构筑建立在竞合基础上的区域现代制造产业体系。 

　　第四，协同壮大节能环保低碳循环产业，提升产业的环境友好度。借京津冀区域环境污染联防联控、生态环境共建共享之机，搭建区域节能环保产业平台，促成三地处于上下游的节能环保企业，尽快结成几条可以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优势产业链，把节能环保产业技术优势尽快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竞争优势。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协调建立京津冀区域报废汽车、废旧电子信息产品等工业固体废物回收体系，形成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的供应链，促进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园等真正形成环渤海、中国北方地区的“城市矿山”基地。

　　第五，协同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将北京、天津的科技、人才、资本优势与河北的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和资源优势相结合，加大研发和联合攻关力度，解决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存储、长途传输、利用中的核心和关键技术以及资金问题。协同做强绿色电池、光伏、风电、智能电网等新能源产业链等，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低碳能源支撑。 

　　（牛桂敏，天津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预测所研究员）

　　“三个维度”打造协同创新体系

　　京津冀区域整体定位之一是打造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从根本上讲要靠协同创新，关键是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近三年来，京津冀三地创新效率空间分布格局逐渐由断崖式向梯度式转变，正在形成由研究、开发、应用三大群落构成的“研发—转化—生产”良性循环的区域产业创新生态。下一步的重点是，分别建立并完善以企业、政府、研究机构为三个维度的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体系。

　　首先，建立以企业为核心的多元化创新成果转化体系。一是大力发展多种类型的平台式公共科研机构，促进企业形成持续发展的成果转化机制，实现产业共性技术在有效联结各类创新主体中的作用，形成有效的创新链条。二是树立“开放式创新”和“分享式创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目标，发挥企业作为协同创新网络核心主体的作用，形成知识、人才等生产要素相互交融的创新空间和趋同空间。三是建立有利于协同创新的组织体系和技术创新联盟，培育有效的互惠规范，促进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的信息流动，保证了合作的延续性。

　　其次，建立以政府为核心的创新活动服务体系。一是探索产业园区等技术平台建设方面的合作共建，通过对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进行战略重组以及优化，建立成果孵化器、科技园区等技术合作平台，实现协同创新网络中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的互通互融，使资源、技术与管理等咨询服务逐步融为一体。二是继续从财税、监管、司法等“软环境”上支持协同创新网络中各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关系。

　　再次，建立以研究机构为核心的创新知识流动体系和创新人才培训体系。一是引导大学、研究机构等成立技术研究所、大学园、科学园、孵化器等研发平台、创新平台和创业平台的集聚地，激发研究人员的创新和创业精神，促进新知识的商业运用。二是对三地的研究结构进行功能重组和整合，推动应用型大学等研究机构与企业开展互惠合作，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推动产学双螺旋合作。三是要疏通知识流通的渠道，从制度上保证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的知识信息交流能够得到正确的反馈，提高知识被有效接收的效率，减少知识传输的交易成本。

　　（张贵，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发展各类联盟 助推三地产业协同

　　近三年京津冀跨省市的产业联盟蓬勃兴起，新组建成立的各类联盟80多个，联盟助推了三地产业互补式发展，放大了科技创新网络，整合和延伸了区域产业链条，已成为助推区域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载体、新纽带。

　　自2014年至2016年底，京津冀跨省市各类产业联盟蓬勃兴起，新组建成立的跨省市产业联盟已达80多个，已成立的各类联盟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产业类，二是服务类，三是社会事业类，四是综合类。从各类联盟的协同关系看，既有按产业上下游关系的协整，也有按行业和服务领域的合作对接，还有跨行跨业的产学研创新协作。

　　各类产业联盟的兴起和发展已成为推动三地产业协同和资源整合的重要途径，也为天津吸引优质资源，承接和对接高端产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首先，将跨区跨界联盟作为协同发展的纽带，吸引京冀的优质资源。

　　尽管组建产业联盟是市场主体协同和共同发展的市场行为，但在现有格局下单靠企业难以充分调动各种资源进行产业链整合。为此，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对于跨区域产业联盟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作用。应将跨区域产业联盟作为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培育新兴产业、推进重点领域协同的重要载体和纽带。通过联盟形式集聚区域优质资源，吸引北京的科技成果在天津转化，招引外地企业、产业向天津落地拓展。

　　其次，以联盟为载体，承接和对接北京的产业和功能。

　　产业联盟的互联和整编将对区域产业布局调整起重要作用。联盟源于市场主体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在联盟形式下的联合行动是企业的自愿选择，以联盟为载体承接和对接北京的产业和功能本质上是市场机制的作用。应重视培育市场主体的合作意愿，为其联姻合作搭台牵线，以联盟为依托，做大做强自身产业。比如，天津已拥有云计算产业联盟、智能制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天津O2O联盟等，这类联盟有助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有利于解决产业发展中的人才、资金、创新资源不足问题，加快提升自身竞争力。

　　再次，放大产业联盟功能，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体制机制基础。

　　来自市场主体的联合行动是协同发展的动力源。首先，三省市政府应乘势借力，培育和支持跨区域联盟等市场组织，使之成为产业合作和重组的重要载体和内生力量，以产业联盟为纽带搭建区域统一市场，依托产业联盟将政府、产业、科技、金融更好地结合起来，放大联盟的功能。其次，应谋划和完善产业联盟体系，构建联盟风险防范机制和相应的法律保障等，为企业的联合行动和联盟的市场化运营保驾护航。第三，加快推进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转型，根据市场主体的跨区跨界行动和重组的要求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徐永慧，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